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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宪法学家的港澳基本法情结 　　廖盛芳 彭东昱 　　为了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许多人作出了努力，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说到港澳基本法，人们就会想到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肖蔚云，肖蔚云与港澳基本法有着很深的情缘。 　　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今天的香港、澳门，治安状况好转，经济逐步发展，人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这一切离不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也离不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给香港、澳门带来的保障。为了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许多人作出了努力，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说到港澳基本法，人们就会想到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肖蔚云，肖蔚云与港澳基本法有着很深的情缘。 　　难忘的经历 　　1924年10月1日，肖蔚云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小学毕业后入学私塾，研习四书五经。上中学后，他接触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及朱光潜和钱端升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开始接受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熏陶。1944年，肖蔚云被岳云中学保送到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攻读历史学专业，当时正值日寇发动湘桂战役，攻占湖南，他无法按期入学。1947年北京大学在北平恢复招生，肖蔚云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录取。怀着读书救国理想，肖蔚云先到上海，然后坐轮船到天津，辗转求学，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进入北大。肖蔚云在北大念的是法律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政治课教员，后又担任东语系的支部书记、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肖蔚云到苏联留学， 1959年，肖蔚云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获国家法副博士学位，学成回国。1960年开始，肖蔚云长期任北大法律系副主任(文革期间除外)，长期从事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肖蔚云的上述经历对他后来参加香港、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有影响的。不过，组织上决定让肖蔚云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真正看重的还是他的学术水平。肖蔚云承担了中国宪法学中兴之大任，为我国宪法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宪法学奠基者之一。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随后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肖蔚云参加了该秘书处的工作，具体负责宪法总纲的草拟。肖蔚云和其他专家一起收集和分析了古今中外各种宪法资料，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设立专门委员会和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的前面的建议被采纳。肖蔚云还草拟了宪法第三条“民主集中制”和第五条“法制原则”的最初稿。在此前后，肖蔚云在各种报刊发表了不少论文，与其他北大学者一起编写了全国高校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宪法学概论》。1982年宪法通过后，肖蔚云出版了专著《论新宪法的新发展》、《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肖蔚云在宪法研究方面的造诣为他参与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制定香港基本法是我国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1985年全国人大决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起草委员会名单，共59人，其中内地36人，香港 23人。起草委员会分5个小组，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小组、居民权利义务小组、政治体制小组、经济小组、社会文化事务小组。肖蔚云被分在政治体制小组，他是该组的负责人，另一个负责人是查良镛。 　　香港、澳门基本法的制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这在政治体制小组表现得尤其突出。政治体制小组任务很重，争论也较多。比如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问题、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产生方法问题，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小组有各种方案，社会上也有种种想法，如何将这些方案和想法吸收进来，以达成一致意见，肖蔚云为此忙前忙后，在会前会后做了很多工作，用肖蔚云自己的话说，有立法工作，有商量协调的统战工作，还有处理与英国关系的外交工作。肖蔚云作为小组负责人，在处理争议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 　　由于坚持了原则，“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得到了全面贯彻。由于坚持了灵活性，香港人的一些意见因此得到尊重。香港基本法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就是这么来的。这一条在原来的总纲里没有，只是在序言含有这样的内容。在起草过程中，身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香港船王包玉刚提出，鉴于序言的效力问题在当时内地存有争议，建议对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内容不仅在序言中写，在总则中也要写。包玉刚的意见后来得到采纳。香港基本法第六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这一条也是原来没有的，在起草过程中，查良镛提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保护私有财产。起草委员会采纳了查良镛的意见，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第六条。 　　经过起草委员会的努力工作，香港基本法于1990年4月4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