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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流变 山水田园诗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谢灵运和陶渊明分别开创了山水诗和田园诗,到唐代,王维、孟浩然继承发展了陶谢诗歌的题材和创作风格,在描写田园风光的同时渗入山水景物的描绘,使山水诗与田园诗得以合流,形成了山水田园诗派, 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这一哲理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分析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流变,根据各时期的情景表现特点,可将山水田园诗的发展分为景物手段化、对象化、主体化、意理化等阶段。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空间环境,人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哲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是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形式密切相关的。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中,人们长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计靠自然界的赐予,祈求着风调雨顺,希望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山水田园诗兴盛《诗经》——山水田园诗的胚胎田园生活的直接记录《诗经》思想内容广阔，涉及婚恋、农事、征役、赞颂、怨刺、周民族的史诗等等，丰富多彩。《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引用其他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楚辞》——山水田园诗的萌芽情景一体，情志相生“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和南方巫官融会、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　文化的结晶。、魏晋玄学与自然美的发现严格地说山水田园诗是以题材为标准划分出的山水诗与田园诗两类不同诗歌，但是写山水多涉及田园，写田园亦必涉及山水，兼写二者之诗人居多，独长一种者甚少，且二者源流相同，美学追求相近，故古人常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合在一起加以论述。笔者亦将其合而论之，该分论处则大略分论。山水田园诗的兴起，最早可以上溯到古代农事歌谣的产生。远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中华民族已建立了发达的锄耕农业，生活于山水田园之中，故远古就有《遂草木》、 《奋五谷》之类反映农事的诗章。谢灵运山水诗的最大特点，是善于营造画境。这是因为他领略山水不是陶渊明式的静观，而是移步换景式的游赏。静观须心境纯静，方能物我亲切交流，落笔成诗，便生意境。游赏则寻幽揽胜，山水异态，纷至沓来，耳目为声色所感，摛藻绘象，乃成画境。炼句用字，较陶渊明有更为刻意的追求，这是谢灵运山水诗的又一特点。因为如此，谢诗往往有佳句而无佳篇。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这样得之自然的神会之笔，在谢诗中并不多见。此外，谢灵运又通玄、禅二理，兼之受东晋玄言诗的影响，其借山水化心中郁结，往往哲理游离于景物之外，形成叙事——写景——说理的模式。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与陶渊明相比，谢灵运距澄怀观道，尚有一定距离。因有胸襟志趣、生活环境的相异，陶、谢诗乃有田园与山水、意境与画境的不同。但在把自然景物纳入审美视野与文学创作方面，他们的贡献却是巨大的。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意境。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是鲜有人把目光投向朴素的乡村大地陶渊明田园诗的思想内容首先是描写美好的田园风光，赞美纯朴的田园生活，表现他悠然自得的心境和情趣，如《和郭主簿》。其次是表现他参加劳动的感受。《归园田居五首》描写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劳动生活，表达了甘愿过着夕露沾衣的生活，也不愿回到官场中去的愿望。劳动中和农民建立了友谊：“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其三是表现诗人生活的困苦和他的种种思想斗争，在少量诗篇中还反映了农村凋敝的景象。“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诗人后期的《桃花源诗并记》描写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温饱的理想社会，不仅体现了诗人的理想，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具有否定封建统治和封建王权的积极意义。、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成熟繁荣期山水田园诗的盛行，有其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开元、天宝以降唐帝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国力的迅速强大、社会的日趋稳定，给一些人提供了娱情山水的客观条件。统治阶级提倡佛老，造成以隐逸为时尚的风气。有人由隐而仕，有人由仕而隐；山水田园成为不少诗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地方，于是，山水田园诗进一步繁荣起来，形成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而王维就是这一时期活跃的山水田园诗派的一个继往开来的领袖。王维是盛唐时期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他一生流传下来的诗歌有四百多首，其中山水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