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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与灵魂对话，注定寂寞“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从轮椅到病床，史铁生的躯体被固定在方寸之间，他与世界是隔绝的，但从他这几年陆陆续续发表的文字中还是看得出，他身处孤独也拥有最大的自由。他说：“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荡，听所有的梦者诉说……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史铁生1991年8月在北京家中 史铁生作品《病隙碎笔》 史铁生作品《我与地坛》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史铁生《我与地坛》)可这一刻毕竟还是来了，昨天清晨3点46分，著名作家史铁生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享年59岁。再过4天，史铁生就将迎来60周岁生日。昨天清晨6时许，史铁生的肝脏已经被移植给天津的一位病人。史铁生夫人表示，不举行遗体告别，家中不设灵堂，在之后适当时间将以适当的形式对他的离开表达追思。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作家史铁生近两年身体一直不太好，一直依赖透析维持生命。从最初每周一次去医院透析，近来恶化到隔天去医院。前天下午6点多，史铁生从医院做完透析回家后感到头疼、恶心，并呕吐，后一直昏迷，被急救车送往医院，在辗转3家医院后，还是没有醒来。根据史铁生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昨天对早报记者表示，史铁生夫人陈西米昨天一早就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她告诉我，在史铁生去世之后，马上把遗体捐献了。”? 　　对于自己的身体，史铁生曾这样规划过：“我离开史铁生以后史铁生就成了一具尸体，但不管怎么说，白白烧掉未免可惜。”“先可将其腰椎切开，到底看看那里面出过什么事。”“然后再将其角膜取下，谁用得着就给谁去，那两张膜还是拿得出手的。”? 　　史铁生曾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1972年双腿瘫痪，坐了近40年轮椅。1981年得急性肾损伤，后长期以来靠透析维持生命。尽管二三十年来一直在死亡边缘，但他用写作书写自己对生命、希望的感悟，到后来“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其实，从史铁生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生的留恋，对未竟写作事业的期望。他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在他的很多朋友看来，史铁生几乎是“永生”的，但最后还是得接受——“嘿，走吧”——的事实。 　　从轮椅到病床，史铁生的躯体被固定在方寸之间，他与世界是隔绝的，但从他这几年陆陆续续发表的文字还是看得出，他身处孤独也拥有最大的自由。他说：“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荡，听所有的梦者诉说……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啊，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它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而史铁生最担心的还是，写不了了，“因为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王安忆对早报记者说，其实最近史铁生“身体慢慢恢复了，想要写东西了，没想到会这么快走。” 　　“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从清华附中初中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来到延安清平湾插队。1972年，一场大病导致史铁生双腿瘫痪，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文革”期间这位活跃的“红卫兵”，随后卷入历史潮流插队落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继霖曾评价史铁生，“在红卫兵一代中，史铁生也许是极少数能够超越自身，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 　　史铁生对自己的红卫兵史反思说：“我不敢反对，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但知不能去反对，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拖犁和马反对拉车一般。我心里兼着恐惧、迷茫、沮丧或者还有一些同情。”他也上山下乡，在山里放牛，青天黄土，“上山下乡”三十多年过去，对他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再过三十年，再过一百年，历史越往前走越会删除很多细节，使本质凸现：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1974年，史铁生进入街道工厂工作，直到1981年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在街道工厂的七年间，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3年发表的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这篇小说开始，史铁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 　　1998年起，他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