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资料.doc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瞿林东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其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关于史学的有系统的认识，这可以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本文试对此做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关于历史学学科体 　　1924年，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时起，就把对于史学的认识放在首要地位，此书题名“史学”之“要论”，绝非偶然。可见，一个学科之学科体系的建立，当从认识这门学科开始。 　　《史学要论》所反映出来的史学观，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论点： 　　——明确区分“历史”和“历史学”的性质，提出把客观存在的历史同人们主观反映的历史加以区别的重要性。 　　什么是“历史”？李大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对客观存在之历史的认识： 　　第一，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李大钊指出：“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1]作者指出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了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第二，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阐明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李大钊写道：“这样讲来，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记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写的记的，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2]第三，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割断的。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3]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4]李大钊对历史学所作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第二，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第三，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针对当时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因此“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云云，李大钊阐述道：“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5]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有自身的特点，史学亦然，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指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包含“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个含义丰富的方面，认为这是“广义的历史学”。 　　李大钊把“狭义的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理论”，即指个人的、氏族的、社团的、国民的、民族的、人类的“经历论”[6]。“狭义的历史学”加上记述历史，便构成“广义的历史学”。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叙事”与“议论”，尽管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存在着史学发展上的内在联系。 　　李大钊这样分析“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的关系，他写道：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其考察方法虽不相同；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原非异物。故历史理论适应记述史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亦分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等。为研究的便利起见，故划分范围以为研究。那与其所研究的范围了无关系的事项，则屏之而不使其混入；但有时为使其所研究的范围内的事理愈益明了，不能不涉及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