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docVIP

施蛰存：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一个老人，一个世纪 撰稿／张晓春 　　拐进愚园路一条不起眼的老弄堂，推开一扇通向灶披间的门，循着一股飘荡的雪茄烟味，踏上窄窄的木楼梯，站在一个朝南房间的门口，看到了一个老人侧坐于窗前的剪影：身着大袍，头发梳得很光，一根助听器电线从耳边掠过脸颊垂到胸前，面前是堆着烟灰缸、书籍以及一些笔砚古玩等各色杂物的书桌，背后是一架书橱。烟灰缸里有时还袅袅地冒着一股细烟，太阳从一边的落地窗投射进来，衬得这个剪影与细烟愈加深刻。这位老人就是施蛰存先生。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为他的百岁诞辰举行了庆贺仪式。百年岁月对于历史只是一瞬，对于生命个体却是奇迹。尤其当这个生命同时还承载了文化，那么，一个百岁的文化老人也是一个文化奇迹。这个剪影，好像是文化奇迹的诗化意象，虚实明暗，值得人细细咀嚼玩味。 百年有多长 　　周遭朋友许多人见过施蛰存，或为他的书当编辑，或为仰慕他而心甘情愿为他当义务文员，或仅仅为了见识这位当年被鲁迅骂过的洋场恶少是何等模样。事过境迁，一些北山楼当年的常客，随着北山楼主人的渐渐老去，在北山楼的踪影也变得稀疏，只留下一个话题收藏在意识之中：施先生何以会活得这么长久？言下之意就是施蛰存活到百岁是个异数。这样的困惑，多半来自于对施蛰存与鲁迅当年那段争论的一知半解。普遍的看法是，一个敢于向鲁迅挑战的人一定内火旺盛，而被鲁迅骂过洋场恶少者，上世纪50年代后因意识形态异化所遭受的压力有目共睹：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赶往图书馆资料室，而后干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文革期间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上自己搭上一间小板屋生活。这样的日子，无一与长寿相关。连90岁时的施蛰存自己都说过：我也弄不懂，像我这样年轻时身体一直不好，得肺病，吐血，七老八十生癌动大手术，现在连出门都不能够的人，居然活到现在。 　　但走近施蛰存，人们才会理解，一个原本并不健硕的人何以能平静地越过一个世纪的坎坷，那是需要深沉的生存理念作底蕴的。 　　在世的现代作家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发展的过程。说到这里，有人不禁要提到另一位世纪老人--巴金。是的，巴金也是20世纪新文化极少在世的标志性大家。但仔细考究这两位的文化活动，巴金从进入文坛初始一直到他上世纪90年代初病重为止，一直执著于文化创造的社会功利。而在参与20世纪中国文化完整性这一点上，施蛰存更名至实归。 　　上世纪10年代，还是中学生的施蛰存迷恋创作时兴的鸳蝴小说，写旧体诗；进入20年代，他追逐新文化，选择报考北大，未果，于是辗转于之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地，学外语、吸收西方文化，也钟情中国文化，还接受过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教育，他加入过共青团。30年代，他主编《现代》杂志，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且还亲自尝试创作现代感极强的小说与诗歌，以至于后人将他的小说归为中国的新感觉小说，而戴望舒等一些在《现代》发表诗歌的诗人，则由现代诗派，渐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派诗人。其间，他与鲁迅、冯雪峰等左翼作家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也与鲁迅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争。 　　抗战以后，他开始教学生涯。主要精力转向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还开始了碑版拓片的收集和整理。 　　他的道路从创作鸳蝴小说到新感觉小说，从写旧体诗到现代派诗，从翻译外国文学到古籍整理，从作家到教授，从编辑到学者，从参与文学论争到理论研究......他经历的历史事件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在现在看来都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这是长寿的收获，然而，决定他文化活动的空间宽广度的，不仅仅是长寿。跟施蛰存共事50余年的钱谷融先生这样评价施蛰存，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用自由主义的眼光观察、衡量一切。重性情，讲趣味，热爱与追求一切美的东西。他对待生活，就像对待艺术一样，随时随地都在追求生活中的趣味，生活中的美。钱谷融所说的自由主义，指的是他能以游戏般的审美兴致，自由出入于20世纪中国的各种文化潮流，而中允的审美姿态又使他始终不迷失自我。这样的审美态度一旦转化为生命态度，就能在意识形态环境适合的情况下选择入世，而不适合时，就采取隐遁，躲到自我的兴趣与爱好中。抗战时的碑版收集，当右派以后的翻译与碑版整理，文革期间的古籍整理，大概可以看作他隐遁的收获。 　　百年是一个世纪的风云。施蛰存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直接的审视者，最忠实的记录者。因此，在他身上见证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拳击手之道 　　长寿者自有长寿之道。说起施蛰存和鲁迅，绕不过他们的交恶。在论战发生前，施蛰存对鲁迅很是崇敬，他主编的《现代》曾发表鲁迅6篇杂文，包括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1933年10月，施蛰存与鲁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