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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国司法的程序公正 WTO规则与中国司法的程序公正* 宋才发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 北京，100081) 内容摘要 司法公正是体现法律公平和正义的标志，也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司法公正必须以程序公正为本位，排除制约公正的障碍性因素。司法审查程序的正当性，法院审判程序的公正性，以及法律方法与赔偿程序的公正性，都是司法程序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使我国的司法公正与WTO规则相一致，司法活动必须坚持诚信原则，司法鉴定制度必须改革，回避制度必须贯彻执行。 关键词 WTO规则 司法活动 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体现法律公平和正义的标志，也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在有限的能力的前提下，诉讼只能实现有限的实体公正，却可以而且应该实现完全的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就是要严格执行法定的审判原则、审判程序，以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者的诉讼权利。因此，程序公正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促进司法效率的提高，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作用。 一 公平与公正是WTO规则的本质要求。“非歧视”原则在WTO规则中居于核心地位，是WTO体制保持稳定性的关键。WTO组织正是通过非歧视及降低关税等一系列措施，使国际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尽可能实现公平竞争。譬如，由公平与公正原则体现和衍生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就可以使来自WTO成员所有伙伴的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处于同等竞争条件，使来自一成员所有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持有人的知识产权受到无歧视的保护。在这里，国民待遇原则可以视为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补充，它使进口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与本国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处于同等的竞争条件和地位，外国人持有的知识产权与本国人持有的知识产权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从国内法的视角看，这种体现公平与公正的非歧视原则，同我国的宪法保护在法理上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P7)而在我国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行政立法中的部门立法、争权立法、对弱势群体关注不够的立法、国有与非国有以及涉外与非涉外区别对待的立法大量存在，制约了立法与行政执法的公平与公正。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在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11月，颁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起草与制定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我国的重要行政执法领域，这种体现公平公正要求的平等原则也得到了重视。譬如，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行政许可法》(征求意见稿)中，就将我国行政法中长期惯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表达方式，改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就在法的形式上表明除公民之外，“自然人”还包括了外国人、无国籍人甚至国籍不清的人。对于外国投资者、经营者给予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保证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以及司法公正，我国政府已在《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作出庄严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3条对“非歧视”也作了具体而明确地规定。“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在下列方面给予外国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待遇：(a)生产所需投入物、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及其货物据以在国内市场或供出口而生产、营销或销售的条件；及(b)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以及公有或国有企业在包括运输、能源、基础电信、其他生产设施和要素等领域所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可用性。”［２］(P408) 司法公正必须以程序公正为本位。司法公正具有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含义。就实体公正而言，它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认定罪名准确、罚当其罪；在民事诉讼中表现为明辩民事法律关系，合理解决争议；在行政诉讼中则体现为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程序公正又是指规定国家司法权全部运行过程的理性形态，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要求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二是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性。概括地说，程序公正的实质就是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公正执行。程序公正是为实体公正服务的，它以自己的可操作性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的力量和权威来源于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以及程序公正性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有效保障作用。在我们所作的广泛司法调查中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后发生的一些经济领域的冤假错案，70%以上的不是因为法官适用法律条文不适当，而主要是因为程序不适当、不公正。从审判实践中上诉、申诉、再审的案件中存在的问题看，一些当事人之所以缠诉不休，就因为在程序上存在遗漏或偏差。从目前的审判实践看，重实体轻程序的陋习依然没有杜绝，其弊端有三：一是使司法公正的实现缺少必要的程序保障，给人以暗箱操作之嫌；二是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实现与维护，仰赖于程序上的救济，如果漠视程序公正，则司法公正就成为无稽之谈；三是程序违法必然亵渎宪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