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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理论 马 京( 如果语言人类学的前提是语言必须被理解为文化源、言语是一种文化实践的话，我们的讨论领域就必须包括对文化概念的讨论。在十九世纪，文化曾是一个被欧洲人使用的概念，用以解释他们征服过的地区原住民（非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亚洲）的风俗。今天，文化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少数民族和边疆聚居人群不易被同化或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学术词语在边缘地区产生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本文讨论了六种文化理论，语言在这些理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截然不同于自然的文化 共同的文化观是通过人类的活动习得、传播而代代相传的，这些活动通常是面对面的交流，这其中当然包括了语言交际。这种文化观念是想解释为什么任何一个小孩，不管他的遗传特性如何，都会循着养育他的人们的文化模式而长大成人，并通过语言的社会化，获得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文化（包括语言）。 在人类学中，文化代表着一群人习得并分享的行为模式。人不是生来就有文化，而是通过观察、模仿之类的手段，不断摸索从而获得文化的。尽管很多人类学教材中都承认“文化习得”的观点，但是这往往被理解为它是对立于人类行为是自然产物，即天赋是通过遗传学的原则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自然或教养”观点的差异使对同一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们出现了分歧。什么使人类变得特殊？问题的答案正处于生物与文化、遗传与习得的十字路口。语言是我们可以用来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好例证。毫无疑问，人们有习得语言的能力。很小的孩子，长期置身于自己生长的语言环境中，倾听着周围其他人的话语，在不到二、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开始了语言学习的过程，开始创造并传达出蕴涵着复杂想法的信息。学会一种语言的能力实际并不依赖于听的能力，正如聋人会本能地使用手势语言一样。要是身处一个人们都使用系统的手势语进行交流的环境里，通常聋哑孩子也会使用那些手势语和其他人进行自如的交流和沟通，这和有听觉能力的孩子们使用语音一样有效率。从此处我们不难得知：语言学习的过程中，自然和文化在许多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了人类语言的唯一性。 文化与自然相对的观点由德国出生的博厄斯（Franz Boas）等学者引入到美国人类学中去的。博厄斯深受康德（Immanuel Kant）及19世纪理想主义哲学家们的影响。从康德那里，博厄斯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智力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主要力量。康德于1798年，总结了他过去30年的教学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实用人类学》一书。在此书中，他把人类学解释为是对自由精神之上的人是什么的研究，这与控制人的心理自然法则是相对立的。人类学的定义从康德将文化作为记录任意事件的观点而来，这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观点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得到进一步解释，书中说人不同于动物，他们不仅能控制自己的本能，还能够克服需求和接受更普遍的标准。对黑格尔而言，文化是一个疏远的、 对词汇区别的关注占据了语言学结构主义者研究的大部分，欧洲的特尼尔（Trier）和耶尔姆勒夫(Hjelmslev)的著作以及美国部分研究者所倡导的“成分分析”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这些研究中，语言被看作一个“抽象概念”的系统，可以识别出物体的种类（主要由名词来进行识别）、行为的种类（由动词来进行识别）、特征分类（由形容词来进行识别）、关系分类（由介词或后置词进行识别）、事件分类（由动词短语进行识别）和观念或思想的分类（通过全句进行识别）。 作为社会分层知识的文化 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属于认识的范畴。如果文化是习得的，那么文化中关于世界的知识，不仅意味着文化的成员必须知道某些事实或能够辨认出物体、地点和人物，它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共享某些思想模式，同时也在理解世界的方式、做出推断和预测方面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这里有一个语言同源在起作用，了解文化就像了解语言一样，它们两者都是心智的现实，而且，描述一种文化就像描述一种语言，因此，民族志描写的目标就是“文化语法”的写作。 在文化认知观念中，充分参与某一社区活动所需具备的知识主干包括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两大类。命题性知识指的是那些可以由命题进行表述的观点，如“猫和狗都是宠物”，“吸烟有害健康”，“新生婴儿不会爬”。这些也正是民族志者希望诱导报告人进行陈述的句型结构。程序性知识则属于“知道如何”的信息类型，我们必须反复地细心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是如何解决问题而获得这些知识的。认知人类学家们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对语言种类的掌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至少就意味着要共享命题性知识以及那些用以判断某一特定前提的命题是否真实的必要的指称规则。一个人可能会将命题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结合起来，从而能进行烹调、编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