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资料.doc

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 ——《春秋》性质试探之一 王伯虎 内容提要：《左传》桓公二年“公至自唐”释文，是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这段释文告诉我们：《春秋》并不是对事件本身的记载，而是对告庙仪式的记载。循此思路，以往《春秋》研究中遇到的一切疑难问题均可迎刃而解。由于《春秋》只是告庙（及其他祭祀活动）的记录，用史书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完全不合格的。由于依告而书，因而与事实不符的记载很多；又由于不告不书，因而极不完整；更由于它不是为读者，而是为太史自己看的，因而过于粗略、隐晦，离开了《左传》就没办法弄懂。但《春秋》原是一部“寓褒贬，别善恶”的政治书，不可以史书的标准来要求。 关键词：告庙、不书、即位、依告而书。 ———————————————————— 一、一段释文 《春秋·桓公二年》书： 冬，公至自唐。 《左传》释曰：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 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这段释文颇为重要，是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 传统看法认为：《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照此理解，“公至自唐”即是对鲁桓公从唐地返回鲁国这一件事的记载。然而错了！《左传》释文告诉我们：它不是对这件事本身的记载，而是对桓公返国后举行的告庙仪式（“饮至”）的记载，其中包括“舍爵、策勋”等一系列活动。如果桓公回国后不曾举行告庙仪式，不曾行“饮至”之礼，那《春秋》便不会有这条记载。 释文还告诉我们：不仅桓公二年的“至自唐”，而且整部《春秋》所书鲁十二公的历次出行（据杜预《释例》统计，共176次[1]），包括征伐、盟会、朝聘、婚娶、丧葬等，也都不是记载这些行动本身，而是记载行前事后所举行的告庙仪式。 按照周礼规定：凡国君出行，均须告庙；返回之后，又须再告，行“饮至”之礼，犒赏功臣。如果这样做了，太史便书之于《春秋》。如果行前不告庙，返回不饮至，那么不管事情多么重要，也不书于《春秋》。所谓“君举必书”[2]，其真实涵义是指：君举必告庙，告庙则书。 由于《春秋》记的是告庙仪式，而国君告庙一般遵循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即所谓“讳国恶”[3]。故常有行前虽告庙，而返回却不告，因而未书于《春秋》之事。据《释例》统计，《春秋》书公行176次，而书“至”者仅82次，不及一半。其余94次未书，都是回国后未曾告庙。[1] 为何不告庙？《释例》解释：“隐公之不告，谦也；余公之不告，慢于礼也。” 杜预谓“隐公之不告，谦也”，完全正确。隐公原非国君继承人，不当立。只因太子桓公年幼，才暂摄君位，故不以国君自居，国君的排场，能免则免。他在位11年，《春秋》记行次数不少，而书“至”者一次也没有。因为他行前虽不能不告庙，而回国后的“饮至”庆功，则“谦”而不行。 至于说“余公之不告，慢于礼也”，不完全是。孔颖达《正义》指出：“其中亦应有心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耻辱，不足为荣，则克躬罪己，不以告庙，非为慢于礼也。”这就对了。 不仅返不告庙，不书于《春秋》；行不告庙，同样不书于《春秋》。 据《左传》僖公元年：“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 又文公二年：“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适晋不书，讳之也。” 旧以为“讳”国恶者乃是记事的太史或修《春秋》的孔子。不对！实即国君自己。 僖公出国，大约是逃难。当时庆父连弑二君（子盘、闵公），局势急剧动荡。僖公随季友仓皇出逃，自然来不及告庙。出既不告，回来也就不必告了，反正不是光彩事。 文公则因慢待霸主，被迫请罪，更是丢脸，难以向祖宗启齿，所以不举行告庙仪式，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讳”了。 桓公二年这段释文，杜预、孔颖达都注意到了，但对它的重要意义估计不足，只是就事论事。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段释文是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释文启示我们：《春秋》记事，非记事件本身，而是记的告庙（及其他重要的祭祀）仪式。 告庙（及其他祭祀）是向祖先和神灵说话，是很庄重的，不管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说出来就不能改口；告庙的内容要“示于朝”[4]，并向盟国赴告；太史也要书于竹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春秋》（其中除个别地方孔子出于某种原因作了改动外，基本上保留了太史原初的样子[5]）。 《春秋》不是记的事件本身，而是记的告庙（及其他祭祀）仪式。循此思路，以往《春秋》研究中遇到的一切疑难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春秋》殿堂的神秘之门便向我们打开。 二、难点剖析 下面我们就按照这种认识，对过去《春秋》研究中出现的几个难点试作剖析： （1）不书即位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