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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 　　（转自：榕树下） 　　绪论 　　从《水浒传》这本古典名著可以看出中国绿林事业的文化根源所在。那就是根植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绿林豪侠事业与绿林文化思想体系。所谓的绿林文化是种俗文化与雅文化相结合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形而上的政治利益的表现特征，同时还具体包含了散落在民间形而下的绿林文化人格崇拜的思想体系。同时它的思想渊源又是儒、道、墨三家思想的结合，虽然具有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但同时也表现出这种绿林文化丰富的文化特征。本文具体结合《水浒传》原著对其表现出的绿林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其实绿林文化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的侠客、义士就是这种绿林文化的雏形。它的文化渊源来自于代表小生产阶级的墨家思想，但是它是种散落在民间俗文化和雅文化的有机结合，所以它的思想渊源还有来自儒家甚至是道家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可以说儒、墨、道三家思想的互补，以及民间俗文化对其形而下的理解便是本文说要论述的绿林文化的内涵所在。 　　闻一多先生《关于儒、道、匪》一文（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曾引用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土匪。”儒家告诉人们如何去积极地面对生活，服从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一旦解体，或者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时，道家告诉人们要超脱和回避，而墨家则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道家的回避态度尽管不够积极，但可以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成为古代士人的常规心态。而墨家的主张和做法对社会危害作用较大，所以在先秦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墨家，在秦汉以后就被取消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权力，然而它的思想和意识却仍然在民间蔓延滋长，并经常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历代社会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产生的渊源。《水浒传》所描绘的是北宋王朝，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宋朝是封建社会从鼎盛走向下坡路的时期，由于宋朝官僚机构臃肿繁冗，办事效率很低；对外却软弱无能，每年向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贡的“岁币”，不仅成为当时政府的经济负担，还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自尊心。内忧外患的社会体系，自然这种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绿林文化意识就会在民间抬头。而《水浒传》所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一、《水浒传》与绿林文化的政治特征。 　　“逼上梁山”是梁山好汉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 　　《水浒传》这部小说反应了宋朝社会“遍地不公”的社会现象。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在政治上有像蔡京、童贯、高俅那样的奸臣当道，混乱朝纲。梁中书给他岳父的蔡京准备的生辰纲就是民脂民膏十万贯（第十五回）；身居高职的高太尉本来只是一个“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的“破落户”（第一回）。而在衙门内贪污受贿现象又是屡见不鲜。如武松发配到孟州时，那里的囚犯对他说：“好汉，你新到这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报你知道。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第二十九回）。可见贪污受贿腐败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在民间私抢民女（如镇关西），偷奸害夫（如潘金莲），以强欺弱（如蒋门神）的现象也不是个别。在这样弱肉强食、遍地不公社会背景下，其中的弱者只能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2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然而梁山好汉的社会基础是及其复杂的。他们中有农民、城市手工业者、流浪汉、奴仆，更有小知识分子、在野下级军官、大商人、遭遇不幸的衙役和宋王朝派来征剿义军失败投降的各级军官。前者他们并非自身遭到欺凌、迫害才铤而走险的，而是不满于社会上的不平事，挺身而出，救助受欺凌、迫害的良善弱小，剪恶锄凶，才处在了为官府所不容的地位上。鲁智深便是这类人物的突出代表。在这个形象的性格中，除了有多数梁山好汉所共有的济困扶弱的豪侠精神，还有着无视宗教戒律的任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合成与现实秩序、法度的对立性；更具有主动反抗精神的，是晁盖、吴用，他们是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