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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教育中寻找语文的“真味” 文/郭学萍 近年来，民国语文教育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尤其是一系列的民国语文老课本出版之后，人们对于民国语文教育的兴趣被大大调动起来。透过历史篝火的余烬，我们的视野豁然开朗。民国年间，虽然政局不稳，战乱不断，但文化教育水平却有相当高的水准。那个年代，教育界大师辈出，他们亲手缔造的语文教育也是风采卓然。当教育发展陷入瓶颈，语文教育的“真味”逐渐迷失，我们重温并且找寻，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现语文教育的原乡。 一、溯本求源，从民国教育的发展中寻找“真味” 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仅从可供考证的殷商甲骨文的习刻算起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但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汇经、史、哲于一体，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于一炉，集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甚至自然常识等教育于一身的“大语文”教育体系。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始于1904年“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它是第一个在全国推行的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课程设置：初等小学堂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两门课程；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课程。其中，“中国文字”的课程宗旨是：“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从听、讲、读书、作文几个方面提出对学生的要求。 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中国的语文教育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废止“讲经读经”科,阅读教学正式脱离经学；二是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合称，并正式定名为“国文”科，较全面地反映了语文学科的内容。 1912年，民国第一个“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学制中指出小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调整了工具性指向，加重了文学性内涵，使工具性和人文性趋于平衡，为今后语言和文学的摇摆、偏向和分科教学作了铺垫。 1915年，新文化运动给语文教育带来崭新的气息。这一时期，语文教材的编制，除在形式上文言、语体兼采外，选文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议论文被大量选用，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论文、讲演等。外国译文《卖火柴的女孩》等首次用作教材，即使是文言文，也扩大了选材范围，把近人梁启超、蔡元培的文言作品及古人的文言说明文选入课本。这些教科书反映了“五四”运动的实绩,在宣传“五四”时代精神、反帝反封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界对语文的教育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有人把教育目的分为“主目的”和“副目的”:主目的，是对语言、文字(文章)的理解、领会和发表能力的培养，即教会学生具有听、读、说、写的能力；副目的，则是在实现正目的的同时，获得知识，涵养德行，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趣味。主目的强调的是国语国文的工具性，副目的强调的则是其教育性。[1]朱自清提出：“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2] “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3] 纵观现代教育发展史，作为晚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介，民国教育承前启后，奠定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基础。如果将近百年作为一个时段，那么，站在这条时间之河的下游，回溯河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它就像长江源头的一泓清泉，散发出清新怡人的气息。 原来，语文的“真味”就在“听说读写”的朴素追求里。 二、遥望当年，从民国大师们的身上寻找“真味”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并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被称为“世纪之问”。 今天，我们在为“真语文”上下求索，骨子里免不了带有某种对民国语文教育里，那深厚的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