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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民法不是私法》一文的说明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最近，一些网站刊登了我的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民法不是私法》的文章，但是没有注明发表时间。有学界朋友对此文表示费解，因为此文与我多年来的学术观点颇为不一致。因此，我觉得需要略加说明。 　　那篇文章发表于1983年第2期《法学季刊》。这是当年我在民法与经济法论战中的一篇“参战”之作。当时的情况是，一些人指责民法是“私法”，因而主张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不承认民法的合法地位。在那个年代，“私法”是一个被打上“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烙印的词汇。民法学界的学者们为了争取民法的我国法律体系的合法地位，不能不在当时的话语体系内为民法的生存寻求理论上的支撑。佟柔先生提出民法调整对象为“商品经济关系”，就是依托当时已经得到承认的孙冶方“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学说为民法建立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社会主义民法不是私法”的命题，不过是以当时的话语方式，为民法的生存地位进行辩解。此文曾被《新华文摘》1983年第9期“论文提要”加以介绍，说明还是产生了一点影响。 　　物换星移，转眼二十四年过去了。回头再读这篇文章，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许会感到疑惑，甚至会觉得滑稽。但这是真实的历史。它也多少反映了中国民法学发展历程的艰辛，以及中国民法学者在那种艰辛中的顽强和机敏。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读一读那个年代的法学期刊，可以发现那时的法学界，从话语到知识都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别。从新一代学人对我的那篇文章的反应，也可以感受到二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 　　按照我的个人意愿，那篇文章是应该被尘封的。因为它不能代表我在今天的学术讨论中所希望表达的思想。它最多只能被用于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那场关系中国民法生存地位的学术公案。正因为如此，我在自编文集《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时，没有收入那篇文章。 　　现在有人将那篇文章翻拣出来发表在网上，又不注明发表时间，自然会引起一些朋友的不解或误解。对这种未经作者许可发表个人作品且不注明发表时间的做法，我有些不以为然。由此也不能不呼吁，如果有人要在网上刊发20世纪80年代的民法文章，一定要注明发表时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不解或误解。 　　1993年，也就是那篇文章发表的十年之后，我在中国民法经济法学会的南宁会议上，曾在大会发言中呼吁民法学者和经济法学者各自清理在80年代论战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受当时历史局限的观念，并将我的发言的主要部分，以《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学的观念转变》为题，发表在1993年第4期《现代法学》上。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我的《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一书。现将这篇文章附后，或许能多少可以反映我们这一代民法学者“与时俱进”，在自我反省中努力前进的足迹。 　　附录：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学的观念转变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民法学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不足。比如，在学术观念方面，还存在一些思想上的束缚和认识上的局限。总之，中国民法学要大发展，就需要有观念上的大转变。 　　我认为，当前我国民法学的观念转变有两大任务，一是清理苏联民法学的影响，二是摆脱概念法学的束缚。其中，第一项任务为尤为紧迫。 　　一、关于清理苏联民法学的影响 　　我国在50年代和80年代曾较大规模和较为系统地引进和接受苏联民法学。由于前苏联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民法学包含有许多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的观念。对此，我认为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清理和实现观念转变。 　　1.由意志法到权利法 　　苏联民法的观念，是统治阶级意志中心，把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看成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基于这种观念，统治阶级意志或者国家意志便成为民事法律秩序的轴心。由此建立的民法制度，实际反映的是一套由国家意志和行政权力支配、干预和限制当事人自由和权利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民法观念，应当是以主体权利为中心、为本位的观念。为此，应当围绕民事权利的确认、实现和保障来构建一种自由、公平和讲求效率(效益)的民事法律秩序。 　　2.由身份法到平权法 　　苏联民法按所有制性质划分民事主体的观念，对我国民法的影响很大;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根据不同的所有制主体分别地制定法规，造成不同所有制主体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和行为规范上的不统一，违反了市场经济关于主体平等和交易规则统一的要求。 　　所谓平权法，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一视同仁地确认各种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法律规定的各种民事权利，以及相应的民事义务、民事责任以及有关的交易规则，都同等地适用于一切民事主体。 　　3.由归属法到利用法 　　苏联民法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财产所有权的理论基础，把“社会主义所有权”同公民个人所有权区别开来，对前一类所有权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