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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末年中朝间外交争端探析 ——以朝鲜向明朝传送的外交文书问题为中心—— 李善洪 摘要：洪武末年，围绕朝鲜向明朝传送的外交文书中存在的文书格式、文辞等问题，明与朝鲜发生了4次外交争端，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外交文书问题只是两国间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根本矛盾则是两国在辽东地区的利益冲突。为此，明太祖对朝鲜实行了强硬的外交政策，以迫使朝鲜退出这一利益之争。 关键词：外交文书、辽东、女真人 洪武年间，明朝与高丽以及后来朝鲜间的关系始终都是在时而和谐、时而矛盾的氛围中展开的。及至洪武末年，由于朝鲜向明朝传送的外交文书问题，双方间的外交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两国间使节往来也曾因此中断，朝鲜使臣被明朝扣留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里所说的外交文书也就是历史典籍中记载的“事大文书”，带有浓厚的宗藩关系的特点。两国间的外交争端表面上表现为外交文书的格式、文辞等方面，但背后却掩藏着两国间更为深刻的矛盾，也即两国在辽东地区的利益冲突。 一　时代背景 洪武初年，由于铁岭卫的设置以及贡物与贸马等问题，明与高丽间的外交关系不断恶化，高丽王朝内部以国相崔莹为首的反明亲元势力以此为口实，趁着明朝还未在辽东站稳脚跟，于洪武十二年（1388），断然发兵侵攻辽东。时任高丽右军都统使的李成桂以“以小逆大；夏月发兵；举国远征，倭乘其虚；时方暑雨，弩弓解胶，大军疾疫”等“四不可”理由反对出兵，但未被采纳。同年5月，高丽军队行至威化岛（现今鸭绿江下游新义州附近），李成桂决定回师，以避免与明朝的军事战争。 威化岛回军后的李成桂相继废立了高丽王禑、王昌和王瑶，并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发动政变，自立为王。即位的第二天，朝鲜太祖李成桂便以知密直司赵胖为使赴明，请求明朝承认其继位的既成事实。当时的明太祖朱元璋对改朝换代的李成桂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是鉴于李成桂中止了高丽对辽东的军事行动，而且铲除了国内反明亲元势力，因此，对李成桂取王氏高丽而代之的结果表示认同。同年闰十二月，李成桂又遣使赴明，请更国号，并请求在“朝鲜”或“和宁”间选其一。明太祖认为“朝鲜之称最美”，遂定国号为朝鲜，初期两国间的外交往来就这样较为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这一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为朝鲜要与明朝建立朝贡体制关系，必须还要得到明朝赐予的封王诰命与金印。为此，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朝鲜派谢恩使赴明，谢更国号，并返还明朝颁赐给高丽恭愍王的金印，目的是得到新的诰命和印信。但是，明朝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任何回应。朝鲜的谢恩使是在六月抵达南京的，但就在此之前，明朝也向朝鲜派出了使臣，并于五月到达了首尔。他们带来了诘问朝鲜的明太祖诏书。诏书中列举了朝鲜的五条罪状：“一，曩者说两浙民中不良者，为尔报消息，已戮数十家矣。其高丽山川鬼神, 岂不知尔造祸，殃及于民！此生衅一也。一，遣人至辽，将布帛金银之类，假以行礼为由，意在诱我边将，此生衅二也。一，近者，暗遣人说诱女真，带家小五百余名，潜渡鸭江，罪莫大焉。此生衅三也。一，口称称臣入贡，每以马至，令豢马调之，马皆驽下，亦皆乘乏劳倦者，侮之一也。一，更国号一节，遣人请旨，许尔自为，或祖朝鲜，尔为苗裔，使者既还，杳无音信，反作衅端，侮之二也……乃何尔高丽，速构兵殃？朕又将昭告上帝，命将东讨，以雪侮衅之两端。若不必师至三韩，将诱女真之人，全家发来，并已徃女真大小送回，朕师方不入境。”这五条罪状当中，最重要的是朝鲜诱引辽东女真人之事，因此，朱元璋要求朝鲜遣返所诱引女真人，否则将兴兵攻打朝鲜。 实际上，早在元明交替时期，高丽就开始了对辽东高丽人和女真人的内迁和招抚，有些女真人则是为了躲避战乱而流入高丽的。为了巩固对辽东的统治，明初对这些流民进行招抚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朝鲜建国后，明朝对女真等流入朝鲜的人口刷还要求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明廷的强硬态度，朝鲜一方面心有不甘，认为这是“帝以兵甲众多……责我而非罪，而胁我以动兵，是何异恐喝小儿哉”，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谨慎事大的姿态，随即先后两次向明朝刷还女真人口，并派遣中枢院学士南在持表赴明，对明廷的指责做出一番解释，表明绝无以小犯上之心。 明廷不惜以军事威胁手段压制朝鲜的另一个原因是朱元璋认为朝鲜有侵攻辽东的意向。高丽恭让王时期崔莹就曾兴兵攻打辽东，虽然由于李成桂的威化岛回军而未果，但朱元璋已对朝鲜产生戒备之心。就在这一年的六月，朱元璋得到了朝鲜欲侵攻辽东的谍报。对此，朱元璋一面遣使警告朝鲜勿妄生事端，否则将被祸于兵，另一方面又敕谕加强辽东金、复、海、盖四州的关防，并开始禁止朝鲜使臣入境。 明太祖对朝鲜军事上的戒备，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自从高丽禑王采取事元事明的两端外交政策以后，两国间的外交磨擦不断。其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明朝拖延对高丽禑王以及朝鲜国王李成桂予以封王赐印；高丽未能足额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