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谈谈中国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及其他问题》.docVIP

王曾瑜：《谈谈中国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及其他问题》 刊《文献研究》2010年第1辑，蒙王曾瑜先生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 　　关于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早有前辈学者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前辈学者王云海和裴汝诚先生的《校勘述略》等书，照理不须我多说。但近年来，凡我阅读的史学专业研究生论文，也不论是博士或硕士论文，最大量、最普遍的错误，还是在史料标点和错误方面，因此，利用此文谈一下，还是很有必要。 　　我常说，研究中华古史是容易犯错误的，其中也包括对史料的标点和校勘，即使是比我远为高明的前辈优秀学者也是如此，何况是我。《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和校勘都是高明的专家，但其中也确有不少错误，为众所周知。 　　我常考虑自己所犯的错误，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情况，在此不妨一并说一下。一是囿于时代和个人的史识。如我曾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发表《试论宋代农民起义的某些新特色》。但後来考虑农民起义之类的名词不科学，所以此文只能废弃，没有编入论文集之必要。二是个人学问之短拙。例如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1版第826页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作“王仲元《挥麈录》”，後来见到徐规先生校点此书，当校改为“王仲言”。因为《挥麈录》作者王明清字仲言。又如最近出版的《涓埃编》第528页，第538页两处都作赵叔向《肯綮录》，看到《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六册作赵叔问时，不由一愣。及至翻了此书点校说明，方知《四库全书提要》和李裕民先生早有考证。其实，我对赵叔向此人并不陌生，还在历史小说中有专门章节描写。但使用此史料时，似乎是赵叔向归赵叔向，而《肯綮录》归《肯綮录》，两者根本没有作何联想。第三是读书粗疏所致。如《锱铢编》第461页注①说“庆历时‘三百万束’”，近日重查《宋会要》，应为“皇祐时”。标点本《宋史》卷47《瀛国公纪》德祐元年四月：“贬陈过平江府。雄江军统制洪福率众收复镇巢军。”我写《宋朝兵制初探》时，误读为“平江府雄江军统制洪福率众收复镇巢军”，就在此书第202页将雄江军列为平江府的驻军。此次整理旧作，再查《宋史》卷451《姜才传》，可知雄淮军应设在镇巢军，标点本《宋史》的断句是对的，而自己反而理解有误。洪福一直是淮西方面大员夏贵的下属，不可能移军到江南的平江府。 　　错误不可避免论也许是有道理的，但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必须尽力避免错误，有错误也要承认和改正。不厌其烦地反复查覈史料，应是减少错误的一个有效方法。程民生先生在《中国北方经济史》後记中的一段文字：“学问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史料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不核对史料尤其是不核对转引的史料，不注明所引书目版本，是非常可怕的。在我阅读今人有关论著时，总是对所需史料予以核对，发现竟然将近一半有错，或多字、漏字，或误解，断章取义，或将不同朝代的两篇文章当成一篇，更有将卷数、篇名、作者注错乃至将书名注错。有时为核对一条史料，费时一天才找到——压根不在所注书中！及至核对本书初稿时，发现原来碰到的莫名其妙现象全部重现，不禁出了一身身冷汗。”这是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治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尽可能准确地使用史料的经验谈，值得我们每一位治史者参考和效法。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最苦的工作，莫过于审读校样，这是收获研究成果时最後一道，也是最难过的关口。一部专著通常有数千条史料，特别是宋代的史料分散，查覈极为费力。如果为抢时间，赶进度，而心躁气急，忙中出错，乱中出错，失校的比例肯定更高。我慢慢学会克制自己，尽量以凝神敛息、平心静气的心态审读，不求进度，只求质量，效果会好得多。希望将来设计一种有效的电脑软件，能代替人做查覈史料，审读校样的工作，但至少目前尚是梦想，就只能靠每个人自己花费气力了。 　　查覈史料确实偷不得懒，偷懒往往有报应。我在发表《韩世忠大仪镇之战述评》一文时，明知韩世忠神道碑在《三朝北盟会编》卷217，《琬琰集删存》卷1和《江苏金石志》卷12三处有载，贪图方便，只查了手头的前两书，结论是“晚出的《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和《宋史》卷364《韩世忠传》都沿袭此碑‘是论者以此举为中兴第一’之说，但加上‘武功’两字，增饰为‘中兴武功第一’”。最近才查覈了《江苏金石志》，方知文字有所出入，碑文原件即是“中兴武功第一”，根本不是《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和《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另加“武功”两字。只因偷懒，给自己制造笑料。 　　即使一个人标点同一段古文，也可能前後不一致，但不见得是有对有错。如我在《宋朝兵制初探》第122页使用《三朝北盟会编》卷69的一段文字：“逐急差到统制、统领官不下数十员，每一统制官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员，效用三、四十员。每使臣一员日给食钱八百或一贯，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权贵亲戚、门生、故吏，又有朝廷缘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于将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