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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作证制度实现三个方面的进步 樊崇义 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作证出现了“三难”，即通知证人到案难，到案后说实话难，再通知其到法庭上接受质证更难。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作了大的修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对抗制以来，虽然刑诉法明确规定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但是，证人出庭率尚不足5%，致使多数法定认证、质证程序名存实亡，严重地影响着刑事案件的质量。同时，即使一些证人提供了书面证言，或已经出庭作了证，尔后又翻证的情况也屡屡出现。针对作证难、翻证多的现实情况，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始终把这个问题作为修改和完善的一个重点，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证人作证制度作了重大的修正和改革。 第一，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问题，修改前的1996年刑诉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同时，在第47条还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以上这两条规定，应该说是符合诉讼要求，适应诉讼规律，又比较理想的证人作证制度。一方面明确了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应尽作证义务，出庭作证;另一方面凡是证人证言都要接受法庭控辩双方质证;还规定了作伪证和隐匿罪证的法律责任。但是，理想归理想，司法现实非常残酷，这些美好的规定未能予以落实，如前所述出庭率不到5%，“作证难”成为中国迈向民主与法治之路一个重大的难题，其原因之复杂纷呈，本文不作分析。 与此同时，残酷的现实也告诉我们，通过法律修改，一步实现1996年刑诉法所确定的证人作证的目标，不仅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将出庭作证范围逐步扩大。因此，刑事诉讼法关于出庭作证的范围，在保留原来比较理想的规定之基础上，在第187条进而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包括:(1)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人证言;(2)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3)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4)人民警察对于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也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立法所确立的这一证人出庭的范围，适用了比较抽象的“有异议”、“重大影响”、“有必要出庭作证的”。笔者认为，出庭作证理所应当是每一个证人的义务，在当今中国出庭难的情况，到底哪些人应当到庭，立法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司法机关，由办案的检察官、法官把握个案情况加以裁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这一裁量程序安排在开庭前的准备工作中，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经过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由审判人员确认出庭证人名单，并于开庭前三日送达通知书。 第二，规定了强制出庭的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表明，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强制出庭作证制度。这一举措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以法治理“作证难、出庭难”，规范证人作证行为的决心。但是，在强制出庭作证制度中，立法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到庭作证的义务，这一规定只是对传统的免证特权制度有所吸收，不是对“大义灭亲”的彻底否定，作证仍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只是免除了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到庭的义务。 第三，规定了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以及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