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生产率问题与研究.docVIP

关于中国生产率问题的研究 郑京海 哥德堡大学经济系（瑞典） 2007年1月 全要素生产率（TFP）问题是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经济学者一直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中国的生产率水平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那么由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幅员的国土，也会使其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从而改变东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参见Krugman,1994)。由于经济改革道路的非正统性，一个以促进生产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的形成将对世界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理念和政策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理论依据(参见Nolan,2005)。另外，以生产率增长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壮大及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也将会在本质上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 有关中国的生产率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目前文献中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指标，有关中国生产率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相当可观的，并在西方涉及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学文献中已经占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获得了一些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纵观过去二十年来的中国生产率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成果对正确评价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工农业的发展是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的。作为一个处在经济转型、快速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革开放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会是中国经济成长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郑京海、胡鞍钢，2005）。为了进一步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理论和实证分析依据，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应用生产率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组成部分的测算，从资本积累、就业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模式、生产率增长性质、变化趋势、及其决定因素。 一、可持续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为生产率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建国初期在前苏联援助下的工业化努力，7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设想，80年代起实行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以提高生产率为直接目的（参见郑玉歆，1993）。因此，为了比较客观地评价过去50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绩效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评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产率分析技术为进行这样的评估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可行的经验研究框架。美国学者在60年代和90年代初之间，应用传统的增长核算方法，对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所进行的长期跟踪研究尤为值得注意(Ofer,1987)。这些研究所显示的前苏联增长模式与人们的实际观察以及与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测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另外90年代初美国学者对东南亚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增长模式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广泛关注(Young,1992和Krugman,1994)。有观点甚至认为，这些研究对亚洲四小龙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估正确地预见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是一个既有计划经济传统又正在向全面工业化大踏步地迈进的国家，应用类似的经验方法对其自身经济增长方式的识别将有助于吸取前苏联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经验教训以及正确认识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参见李稻葵，2005）。而且这类研究对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传统发展经济学曾将储蓄和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Lewis，1954），但一个似乎被经常忽视的事实是，正是这一观点构成了前苏联投入驱动型赶超战略和一些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基础（参见Sachs，2004）。然而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有形资本还是无形资本都无法解释当今世界各国间存在的巨大的国民收入差异，而全要素生产率才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的因素（Prescott,1998）。新近国际上对跨国数据的进一步研究观察也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而不是资本积累因素是造成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Easterly和Levine,2001）。另外有学者还强调，历史经验表明，生产效率的差异而不只是所采用的技术的差异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逐渐加大的距离。而造成发展中国家效率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往往与其制度上的弊端乃至文化因素相关联（Presocott,1998,并参见Hall和Jones,1999）Prescott, 2002）。近年来不断有著名学者呼吁目前急需对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深入研究（如P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