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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范和制约侦察机关权利的行使 强制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利或隐私权的强制人身保全或证据保全措施，体现了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我国刑事强制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着裁量任意、变更随意、适用过程不规范等失范现象，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刑事强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目前对强制侦查措施的控制，主要限于侦查机关的内部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起不到应有的防范作用。文章认为,应从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着手，建立一套以侦查机关内部监督和刑事强制相对人的对抗性监督为基础、检察机关的全面监督为核心、人民法院的事后监督为补充的侦、辩、控、审四位一体的系统监督机制。一、强制侦查措施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所谓强制侦查，“是指不受被侦查人意思约束而强制进行的处分”。 我国刑诉法虽然没有引入强制侦查、任意侦查的概念，但在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因此在侦查阶段，“强制侦查措施”和作为侦查概念组成分的“强制性措施”很显然属于同一个概念二、强制侦查措施的失范现象及现行对其监督机制的缺陷强制侦查措施体现着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一方面，强制侦查措施作为国家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查清犯罪、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预防犯罪嫌疑人继续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强制侦查措施的对象本身就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和程序保障措施，它也是最易侵犯基本人权的一种“正当之恶”。因此，强制侦查措施具有双面性，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就能有效、准确打击犯罪，反之则会伤及无辜。目前，我国强制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诸多失范现象裁量任意2. 变更随意。3. 适用过程不规范目前，我国对强制侦查措施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以下的缺陷： 监督的主体不具有广泛性2、监督的方式单一，手段滞后，性质被动 3、监督的效力疲软三、完善对强制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构想 针对现行法律和相关制度对强制侦查措施监控不力的现状，笔者认为应从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入手，建立一套以侦查机关内部监督和刑事强制相对人的对抗性监督为基础、检察机关的全面监督为核心、人民法院的事后监督为补充的侦、辩、控、审四位一体的系统监督机制。 （一）规范侦查机关的内部监督 首先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公安机关督察条例》规定，建立和完善办案责任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强制侦查措施督察制度、对下级公安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等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机制。 其次，要规范强制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关于强制侦查措施的审批制度，学术界普遍主张引进西方的司法审查制度，实行“司法令状主义”或“检察令状主义”。 二）赋予刑事强制相对人一方对抗性（或防御性）监督权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和强大的国家侦查权相抗衡。“由于缺乏法官介入侦查、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侦查程序的结构行政化，呈现出一种侦查机关及其相对人的两方组合形态，侦查机关完全控制着侦查程序的运行，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的地位则显得相对化、客体化”[12]。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是刑诉法和侦查程序发展的世界趋势。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用于对抗侦查权的防御性监督权，是控制强制侦查措施失范现象的有效手段。因为犯罪嫌疑人作为强制侦查措施的相对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强制侦查措施的适用情况具有及时的知情特性，如果能够及时地运用法律赋予的防御权进行抗辩，就能及时地引发侦查机关的内部监督程序或者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程序，因此在整个监督机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在九十六条对这种防御权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笔者认为，刑诉法应当从三个方面对这种防御权进行明确：一、申辩权。这种权利指向的对象是作出强制侦查措施的侦查机关。嫌疑人一方有权对不当的强制侦查措施提出复议，有权申请较轻的强制侦查措施。二、申告权。这种权利所指向的对象是作出强制侦查措施的侦查机关的上级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嫌疑人一方有权向上述二个机关提出控告，申请撤销不当的强制侦查措施。三、救济权。这主要体现在犯罪嫌疑人有权对不当强制侦查措施提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还有赖于国家赔偿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虽然刑事强制相对人不能直接决定监督程序，但通过自身的对抗性监督能够及时地引发侦查机关的内部监督和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因此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同样处于承上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