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政府监管的成本和收益资料.docVIP

政府监管的成本和收益 ——以中国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例 作者：Jiangyong LU, Zhigang TAO, Zhi YANG 翻译：XXX 【摘要】 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们名义上为那些居住在企业所在地的人们所有，但实际上却由地方政府有效控制。本论文发现集体所有制企业一旦私有化就会遭遇一个商品销售成本对销售额的比例的增长，但是管理成本对销售额的比率会降低。由这个发现可以推断地方政府官员可能帮助集体所有制企业更容易的得到低价的生产投入，但是他们可能利用那些企业去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更清楚的显示出政府监管的成本和收益。 【关键词】：中国集体企业；政府监管成本和收益；管理费用；商品销售成本 引言 一种新的企业模式——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早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舞台上突然成为重要主体，并且在后来通过私有化或由于被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收购而急剧下降。工业产出中集体企业贡献的份额从1978年的22.37%增长到1996年的39.39%，此后急剧下降到2003年的6.65%（中国统计年鉴，各年）。集体企业的崛起可以由1984年的扩大范围的全国调查部分解释，而集体企业对工业产出的贡献下降可能是由于在1998年对企业引进了小规模运营。尽管如此，中国集体企业的兴衰模式是不容质疑的。 中国的集体企业是独特的，因为它们名义上为居住在企业所在地的人们所有，但实际上却被地方政府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官员或者它们的代表有超过运作和管理企业，包括资产处置和利润分配的权利（Hart，1995）。因此，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是真正的私有制和政府控制的混合体。 中国的集体企业的生命周期的经验为研究这种非传统组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政府的成本和收益控制是中国集体企业的本质特征。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解集体企业的性质和它们在中国经济改革前二十年崛起的基本原理。有人认为地方政府帮助集体企业获得生产投入和基础设施服务，为它们提供防止侵占生产过程的保护。换句话说，政府控制能提供集体企业低的生产成本。政府控制的好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阶段，当投资市场还不发达，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没有正式建立，解释集体企业在此期间的崛起。 随着集体企业最近几年的持续衰落，研究已经转向深解政府控制的成本。以下是公有制企业的政治保护理论（Shleifer Vishny, 1994; Boycko,Shleifer, Vishny, 1996），可以说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以企业绩效为代价采取行动去追求个人利益。特别是政府监管可能会导致臃肿的管理结构和过度的管理费用。随着中国不断深化经济改革，包括投资市场的发展和私人物业的保护，政府监管的成本预计超过政府监管的效益，那么这也许可以解释这些年集体企业的衰落（Che, 2003）。而中国集体企业的政府监管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分析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这个方向的研究非常少。本研究的目的是运用中国1998年到2003年13733个集体企业的面板数据对政府控制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实证研究。所有的13733个公司样本在1998年是100%集体所有，但是3769个在剩下的样本区间里有不可逆的甚至扩大的私有化，即1999年到2003年。对于那些经历了私有化并且逐步放松政府控制的样本公司，伴随着私有化程度加深，政府控制的成本和收益预计将减少，这种变化可能由于在私有化的期间公司绩效的分解。 我们的数据包含了企业绩效分解的详细信息。营业收入分解为净利润加上其他业务管理费用减去财务费用，净利润被进一步分解成销售总额减去商品销售成本。对我们来说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项：管理费用和商品销售成本，它们分别可以得到上述的政府控制的成本和收益。同时，有关企业经营，如就业、工资和福利的大小，以及税收贡献，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使我们去检验集体企业私有化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工人和政府的影响。 在调查私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特别是关于政府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我们需要关注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是一个渐进的和有选择性的过程，因此私有化企业可能有一定的不可观测的特性，使它们与那些仍然是纯集体企业相分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根据Fyrdman,Gray,Hessel和Rapaczynski（1999）的研究，通过关注3769家在样本区间私有化的公司的子样本（即1999年到2003年），使用了直到2003年都没有私有化的企业为基准，并探讨了那些在1999年到2002年间被私有化的企业行动和绩效的变化。此外，考虑到一些不可观测的非时变因素，我们使用企业固定效应估计方法。 我们发现集体企业一旦被私有化，商品销售成本对商品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