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解读.doc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虽然其在犯罪构成上与斡旋受贿行为有相似性，但在具体理解上却有明显的区别。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不仅包括了近亲属还包括了“其他”密切关系人，在近亲属的理解上应当采取民事关系认定中的广义概念，在其他密切关系人的认定上要结合客观条件具体判断，做到主客观相统一。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影响力时，应按照一般人的标准进行事前判断，在影响力对象的判断上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此外，对于实践中存在的虚假承诺行为以及中间人“受贿”“劫贿”问题，本文也一并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密切关系人 利用影响力 虚假承诺 中间环节 为了有力打击贿赂犯罪，《刑法修正案（七）》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将一直游离于犯罪边缘的“裙带关系”纳入了刑法的视野，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然而该条规定自颁布以来，尽管在社会上叫好声一片，但在具体的司法定罪中还存在许多理论问题。本文从实践中两则案例出发，通过对具体案件认定中疑难问题的解析，以期明确立法的本意，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由两则案例引发的理论难题 案例一：江西李阳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2007年10月，李阳调入萍乡市国土资源局，担任局长刘某的司机。2008年9月27日，萍乡市蓝波湾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因违法用地被萍乡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罚款117.7万余元。蓝波湾酒店副总经理邓某为减少罚款，经人介绍认识了李阳。经多次见面后，邓某打电话给李阳，说准备好了10万元让其处理蓝波湾酒店土地违法罚款一事。李阳和其朋友姚某按约来到该市一茶楼，并借故离开，让姚某代收了10万元。随后，李阳从姚某手中拿到这10万元用于房屋装修等个人支出。后李阳向领导提出请托，领导严词拒绝。2009年6月26日，国土局以蓝波湾酒店违法用地行政处罚罚款39万余元。2010年1月12日，李阳到萍乡市安源区检察院投案。同年2月2日，李阳在上海将10万元退回给邓某。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李阳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 案例二：宜宾民警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被告人衡某和王某均为宜宾市看守所民警。2008年11月，焦某因涉嫌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羁押在宜宾市看守所。不久，焦某亲属通过他人找到衡某，请求衡某对焦某予以“关照”，并请求帮忙做工作使焦某能获缓刑。随后，衡某找到同事王某告诉请托事宜，王某答应找其在法院工作的同学帮忙“做工作”，为焦某争取缓刑。此后，衡某多次从焦某亲属处索要钱款共计20万元，并拿出其中2.5万元给王某让其帮忙。2009年7月，衡某还接受因涉嫌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的刘某亲属请托，收受刘某亲属2.5万元贿赂，意图通过王某再次找其法院同学帮忙为刘某减刑，并给了王某5000元现金。王某两次收款后直至案发均未找其法院同学帮忙。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法院审理认为，衡某与王某共谋利用王某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及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已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分别判处该市看守所民警衡某、王某有期徒刑九年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各处罚金2万元和5000元。 对于以上两则案例，行为人最终均被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认定中围绕行为人身份、客观方面是否达到利用影响力等问题的讨论却分歧颇大。案例一中，辩护方在审判过程中一直以“李阳”的“司机”身份作为非密切关系人、不存在影响力的辩护理由。根据法条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利用了其影响力，这就需要行为人客观上具备影响力而且利用了影响力，在本案中，由于立法对“密切关系人”并无具体的界定，也没有相关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所以如何确定其是否为“密切关系人”仍需要从法理上具体说明。 案例二，首先从犯罪主体身份来看，王某和衡某为看守所民警，均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规制受贿罪不能包容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有观点认为该罪主体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1]对此仍然有待澄清。其次，从客观方面来看，王某作为密切关系人虽然收受了请托人的钱财，但王某两次收款却从未寻找其同学帮忙，这种行为是否涉嫌虚假承诺的可能，对于虚假承诺的是否可以认定其符合条文中规定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最后，再来分析衡某的行为性质，本案中衡某本人并不属于“密切关系人”范畴，衡某即生活中常见的“中间人”，其本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并不存在影响力，但却与具有影响力的密切关系人熟悉，衡某收受请托人的财产，实现请托人与密切关系人之间的链接，衡某的行为是应当被独立评价的中介行为还是行贿或受贿的帮助行为，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形进行判断。 通过以上对两则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认定中，有以下四个问题需要解答：第一，如何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