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学革命和史学应用研究方法.docVIP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葛喜生·鉴古野叟 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同上书，第177页） 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同上书，第177-178页） 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同上书，第178页） 蔽之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同上书，第178-179页） 病之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同上书，第179页） 病之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同上书，第180页） 由于上述“四蔽”和“二病”而导致旧史书给中国读者带来了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特别是对“无感触”这一后果，梁启超说：“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同上书，第181页） 有感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局和中国旧史学的上述弊端，梁启超振臂高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同上书，第181-182页） 1921年梁启超为南开大学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后整理成书，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在此书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及第三章《史之改造》中，梁启超除了继续其对旧史的批判以外，着重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号召和史学改造的任务。 首先，他提出了新史学的宗旨和目的。他自问自答说：“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他分析说旧史学主旨在于为古代人主隐恶扬善，成为褒贬死人的一种工具。“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同上书，第37页）可是，“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