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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 2011-1-19 14:15 来源：法律教育网　【大?中?小】【我要纠错】 　　一、刑法为何要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行为人在犯罪以后，其本人及其亲属虽手拿刑法文本，却还在不断向司法人员、律师打听，“这个罪重不重啊? 能判几年? 会不会判死刑啊?”试想，如果刑法有明确的重罪、轻罪的刑之区分，每个具体的犯罪在刑法条文中已经注明了是重罪还是轻罪，这样的疑问就自然少了很多。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体制转型时期，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包括犯罪种类和数量激增。特别是严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造成社会治安状况的严峻，群众缺乏安全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司法的裁决是否能够做到“罚当其罪”，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关系到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林林总总，虽有分则的章、节、条、款的划分，却总令人感觉缺乏“标尺”。因为犯罪的坐标系是由纵轴与横轴共同组成的，如果说分则各个章节条款的规定是“纵向标”，从前到后一杆规定到底，那么还应该有“横向标”，给出大致的轻、重“刻度”，使得每个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也能据此“靠船下槁”，普通民众也能得其要领，对具体犯罪的严重程度一目了然。笔者认为，这是立法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最基本的功能，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使得刑法更为科学、严谨，并将其固有的评价、引导、威慑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何为重罪，何为轻罪，一目了然。 　　此外，这种划分还具有更为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它是有效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不明轻重，何以宽严? 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宽严”首先应当和“轻重犯罪”相对应。在刑法中，虽然在违法性、有责性的抗辩中可以提出许多区分罪行轻重的标准，例如精神病程度、正当行为、自首、立功、偶犯、初犯等，但是毫无疑问，它们最终都要落实到法定刑的轻重上，换言之，法定刑的轻重是划分重罪与轻罪、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重的最重要、最明晰的界限，便于认知、理解与执行。对“宽严有度”的“度”的完整解读，应当是既指处罚的幅度，也指处罚的标准。 　　所谓“轻轻重重”，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首先必须建立在适当的标准上，而不能将轻、重之罪互为标准。如果认为比严重犯罪轻的就是轻罪，比轻微犯罪重的就是重罪，那样就沦为循环定义，没有真正说明和解决问题。究竟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应当通过立法加以明确，才能使得刑事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并且是在法律的樊篱内而不是过度的自由裁量、甚至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超越法律发挥作用。同时，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也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切实贯彻，因为这种划分还具有更为广泛的刑事实体法、程序法上的意义，使司法机关能够对刑事案件在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上进行分流和快速处理，提高司法效益，将公正、效益两个目标兼顾。 　　在刑事实体法上，它应当成为未遂、共犯、累犯、缓刑、前科消灭制度(只适用于轻罪)、吸收犯理论、量刑、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时效(重罪的时效更长或者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乃至分则中的包庇罪构成与否的重要依据。例如，“重罪吸收轻罪”的适用条件是否只需要被吸收之罪的法定刑轻于吸收之罪即可? 　　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应当有轻重悬殊，而不是一般的轻重比较。刑法专门规定重罪、轻罪则可以体现出这种悬殊，这样，当行为人触犯重罪和轻罪两个以上具有吸收关系的罪名时，轻罪的刑罚被重罪吸收。再如，在量刑方面，刑的轻重取决于罪责的轻重，无论是否有具体的量刑指南，在有了重罪、轻罪的规定之后，就已经大大减少了量刑畸轻畸重的几率。如果要制定更为缜密的量刑指南，那么再进一步量化刑罚也已经有了基本尺度作基础。 　　在刑事程序法上，重罪和轻罪的划分也是管辖、办案期限、审判程序(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行刑地点与方式的确定以及是否选择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制度的主要依据。在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对重罪还要专门开设专门的管理课程(Management of Serious Crime，“MOSC”)，指导警察处理毒品、贩卖人口、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等复杂重罪，提高从事重罪调查的高级警员的管理水平和领导水平。从办案期限角度看，根据罪责刑相称的原则，轻微刑事犯罪的被告人应当被判处较轻的刑罚。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因为案件事实以外的原因，被告人被“轻罪重判”的现象。例如盗窃价值2000 元的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刑期一般应该是拘役1 至2 个月，但在实际判决时，法院往往会考虑被告人实际羁押期限已经超过了应判刑罚，而判处略高于羁押期限的刑罚，出现所谓的“轻罪重判”现象。要确保轻微刑事案件真正获得轻刑，还需要从立法上加以完善，对某些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各个环节都规定一个较短的办案期限，真正从程序上实现繁简分流，轻罪轻判。 　　由于刑法并未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