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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话语分析: 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 复旦大学 朱永生 1 引言 1999年，伯明翰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国际研讨会。J.R. Martin在“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一文中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PDA）这一全新的命题。此后，Martin、White和Wodak等人发表了许多文章，对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在本次讲座中，我们将从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联系入手，探讨积极话语分析在哪些方面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有哪些创新，有哪些欠缺，从而使我们对积极性话语分析的贡献、不足和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 2 积极话语分析的缘起 积极话语分析是从批评话语分析发展而来的。因此，要了解积极语言分析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任务、方法和意义，必须先从回顾批评话语分析的历史。 2.1 批评语言分析:阶段与主要成果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传媒小组和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对“坏新闻”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被看作是批评语言分析的雏形。 正式问世的标志：东英吉利亚大学Fowler和Kress主编的《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于1979年发表。Fowler和Kress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这一概念，并对其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来源以及分析方法进行了阐述。可以说，Fowler和Kress就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创始人。 Fowler开创性的贡献。他发表的《新闻语言：新闻报刊中的话语与意识形态》（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Ideology in the Press，1991），与Hodge合著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1988），与van Leeuwen合著的《解读形象》（Reading Images，1990）和“可视表征的结构”（Structure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1992）等论著，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创建和推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van Dijk的贡献。早在70年代，就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发表的专著《语篇与语境》（Text and Context，1977），《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1988），主编的论文集《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 和《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1997）以及发表的大量论文，为批评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Fairclough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等主要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结合具体的语篇分析，对话语、意识形态、霸权以及资本等各种倍受争论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创造了“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和“话语秩序”等术语，通过分析各种语境与话语的各种后果，促使话语解读走向更加复杂的制度分析与政治分析。他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 1989）、《话语与社会变化》（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1992）和《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1995）等著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Fowler、van Dijk和Fairclough的共同特点：都以社会问题尤其是种种不平等的现象为针砭的对象，通过话语分析，把社会冲突的原因归咎于权力因素，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或者其他权力机构和个人。虽然他们试图把“批评”解释为“评论”和“评价”等中性概念，把意识形态解释为不含“抱怨”和“挑错”等负面含义的“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一般观点和看法”，但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矛盾所采取的态度始终是解构性的，所做的话语分析也都是消极的。 2.2 批评语言分析的指导理论 哲学指导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语言学指导理论：Sapir和Whorf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2.3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的一个分支。它强调语言学的主体地位，强调对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掌握，试图通过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