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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研 究 报 告 学 校 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 指导老师 周慧平 小组成员 占恺翔 蔡俊杰 徐柳毅 郑照辉 姜伟翔 朱晓峰 宋天云 阶段三: 访谈调查（２００７年４月) 摘要：根据计划安排， 我们首先访问了一些老电影迷,了解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 的具体情况　　　　　　　　　　　　　　　　　　 通过我们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未成年人入网(营业性)上网的利与弊 利和弊分别有哪几个方面? 回顾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发展，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电影在西方发明。这不仅是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战败之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一年。自从189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视觉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这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的联系日趋紧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戏在上海的徐园上演。在此后的百年间，引进的西方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的断代精确地界定在这百年（1896～1996）间，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决定的。我们把1896年作为起点，因为从一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可以设想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 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 我们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因为从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独立于大陆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一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无疑将会对中国电影，特别是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测将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电影的形貌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在次对中国跨国电影百年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将探究在中国电影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影像生产与消费的一系列模式：从传统的影戏到机器再生产的现代时期的电影，到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们的假设是，这样一种视觉的历史诗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学之中。自从电影媒体完全整合到经济和文化之中并调和这两者以来，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勾画中国文化政治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关系的轮廓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1].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历史，并对可被称为跨国的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个相关的理论。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作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大陆、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象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 在此我要以中国电影为例来说明当今世界电影形势的变化。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跨国电影的发展是电影生产、销售、消费这一系列机制全球化的结果。世界电影业的变化发展不仅使人们对民族电影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而且使电影话语中国家性（nationhood） 的建构复杂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国电影史概可以作为一个世界电影史总体发展趋势的一项个案和范例来阅读。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电影的研究于是成为跨国的电影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民族电影与现代民族国家 电影作为一种发端于西方的新技术和艺术形式，最早出现在1895年；电影发明一年以后，传入上海。可能是卢米埃尔兄弟的一名摄影师兼放映员，在徐园的游艺会上放映了电影短剧。 接着来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国的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带来爱迪生公司的电影在茶馆和游乐场所放映[2].此后直到1949年，中国放映的大多片子为外国电影，放映场所先是在茶馆后是在影戏院。外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90%，居于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