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区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之路.docVIP

中心城区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之路探析 基层法律服务制度是从80年代初开始创立的，它们的出现，弥补了当时律师数量少、服务难以覆盖全面的不足，满足了农村组织和城区群众对法律服务的基本需求。经过90年代的整顿、撤消、合并，再到本世纪初的脱钩改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从最初的“事业单位”，实行与乡镇司法所“政事合一”、“合属办公”演变成了“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合伙制法律中介服务机构。而城区基层法律服务所是依法在城市街道设立的法律服务实体。这样的法律服务实体在过去的年代里曾经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是有其生存的空间的，也为社会和公民提供了一些法律服务。在一个街道行政区划内只能设立一个法律服务所，行业主管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不得发起组建法律服务所，不允许个人的自愿组合方式发起组建基层法律服务所等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促进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然而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作为承担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职能的城区基层法律服务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现行的国家法律体系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地位界定不明确；法律服务所的运行和管理体制不统一、不规范等等，这诸多因素都极大地制约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 一、中心城区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生存现状和面临困境 1. 组织形式定位不明，开展诉讼代理服务缺乏法律依据，对未来发展的认识不统一。 （1）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组织形式，在司法部颁布的两个管理办法中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在当前法制不断健全，依法行政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形势下，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显然已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也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基层法律服务所在进行机构法人代码登记和纳税申报时就面临了组织形式界定不明的情况，这就给我们的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2）在代理服务方面，基层法律服务所承担诉讼代理服务在法律上没有依据。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由三大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律师、单位推荐的人及监护人、亲友才能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基本一致，只是范围上稍有扩大，即经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这里所谓其他公民代理，是在法院许可的情况下一种临时性、个人性的不收取代理费用的活动，不是专门的职业性活动。显然，三大诉讼法都没有赋予基层法律服务所以自己的名义代理诉讼的资格。（3）鉴于外部环境压力，司法行政系统内部对基层法律服务长期存在着不同看法及较大争议：有的认为它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是弥补律师不足的权宜之计，在律师业壮大后应逐步萎缩消亡；有的则坚持它作为律师制度的有益补充，同时是基层法治的重要辅助力量，应促其规范，长期稳定发展；还有的认为它是一种过渡形态，基于目前国情和律师业现状，它可以在农村保留发展，但应先从城市退出，并创造条件逐步向律师业并轨。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不仅造成对其发展模式、走向等重大问题长期形不成共识，还导致相关政策不时处于摇摆、步调不一和不确定状态。这些年外部的法律、政策环境也不时对基层法律服务的发展造成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在全国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会议之后对我市基层法律服务的影响不小，同时又缺乏明晰的规范政策和措施使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2. 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综合素质不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只要具有高中或中等专业以上学历通过内部考试即可。虽然学历本身并不等于水平和能力，但对于从事专业法律服务、担当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专业人员来说，仅仅具备基础教育水平远远不够。并且一旦取得法律工作者资格，由于基层工作繁杂，很难有充足时间给自己充电，致使一旦遇到涉及法律知识理论或实务时，显得力不从心，不能很好地为当事人服务。 3.规模较小，组织形式比较松散。 我区大多数基层法律服务所人数较少，业务量小，业务范围比较狭窄。虽然几个法律工作者工作在一个单位，但在具体工中，则完全各自为政。办案上还存在小作坊模式，单兵作战、个人主义比较突出。这样的法律服务所无法满足多方面的需求。 4. 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不健全。 一些法律服务所的规章制度制度虽然挂在墙上，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从受理案件到立案、代理、收费等环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等如个人单独收案。个别所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力，内部监督不到位，财务管理不规范，个别所甚至还存在收入不入账，收费少入账；案件卷宗材料不齐全，办理完毕后没有将办理情况归档备查等现象。 5. 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 在办案作风上存在着办案不讲究质量、办案粗糙的现象。个别法律服务工作者求富心切、唯利是图，出现了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的行为。这既影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声誉和形象，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