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师之友报-第三十五期-北京四中.docVIP

编辑：王永录 刊头提字：徐克兴 排版、印刷：鄂荣华 第三十五期 　 北京四中老教协、工会宣传组2015.5.1 赵惠民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曾在报纸上（应该是《北京日报》）见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延安一教师》，写的就是韩作黎，当时他可能是西城区区委教育部的部长。 大约是1958—1959年间，我当时在女一中教几何，蒙张乃一书记提名，被选为工会委员，分管文教，韩作黎已是西城区区委书记，到学校作报告，会后打乒乓球，一切由我安排布置。在大预备室摆好长条桌，老师们在周围坐好，其余坐在靠边的沙发上，韩作黎居中坐好，开始讲话，说大家多么幸福，工作靠近中南海，在主席身边，夸奖一番，再鼓励一番。他很善于联系群众，想和老师们亲近一些，男老师中，王肃、马俊生已成右派，可能是支部介绍，他一口一个“宏绪同志”，仿佛很是熟悉、很亲近。 李宏绪，河南人，地理老师，和我关系很好，我曾接他到家中喝酒，专为他在浦五房买的酒菜。我准备讲毛主席的词六首时，他送我一本老地图，我珍藏至今：先查字，再查四角号码，立刻就能找到地名和地图上的准确位置，清楚、详细，为一般地图所不及。反右时他十分紧张，所谓“千丝万缕”、胆战心惊，反右以后，见佟沛珍副校长向他问好，他心里才踏实许多。人很老实，就是胆小，积年累月，情绪紧张，影响健康。他夫人在师大教书，分房后，搬进楼房，不久他却脑血栓病倒了，恢复后拄棍来到学校，后来就故去了，很可惜。 韩作黎讲话完毕，我指挥大家，撤去桌椅，摆好球台，韩作黎脱去上衣，开始打球，他本是西城区乒乓球代表队成员，和我们打球，并未大显身手，只打位置，我就3:21败下阵来，校内冠军董正寿，比我略强，7:21不敌对手。我们习惯左推右攻，人站在球台左角，对方将球推在我的右方网下，我根本够不着，董正寿也一样，平日正手攻球无从发挥，我打完球，晚间职工业余还有课，急忙走了。这是第一次见到韩作黎。 1963年我调到新建校太平桥中学，区委书记韩作黎，为表示关心，亲自到校慰问，在院中遇见，张文生主任赶忙介绍，韩书记与我握手，我说起3:21，大家一阵大笑。当时新建校困难多，对老教师多所倚重，如同女一中推崇李宏绪一样，把我在韩作黎面前，吹嘘一番。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韩作黎。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历任不同时期的代理组长，每日带领大家到各处看大字报，到市教育局时，局长李晨自己在原来的办公室，副局长韩作黎也是自己在一间办公室，有人进来，就起身点头。 第四次是1979年前后，我已调到四中，在大阶梯教室，请韩作黎作报告，他已是北京市教育局长。当时他访问西德和澳大利亚刚回来，讲西德的居民楼，连同电气设备，实是他们的“贫民区”，非常普遍，有钱人是另有讲究的住宅的。澳大利亚交通十分方便，飞机、汽车，几百公里两三小时就到。一位市教育局长，住两层楼房，有草坪、有汽车房，阔气的很，我这首都的教育局长根本没法比。韩作黎进大阶梯教室时，书记刘铁岭赶忙介绍熊老师与局长握手，与前两次介绍李宏绪和我的意思相同。 熊东仙老师，早年在四中是唯一的女教师，在四中的老教师中和我的关系算是好的，曾到我家吃过两顿饭，同时去的还有漆士芳老师，去年她90岁生日，史连生老师曾代表刘秀莹校长和我，给他送去一篮鲜花，为此，熊老师还专门来电话道谢。王玲华老师曾约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去看看熊老师，后来终未成行。 第五次又是韩作黎到四中讲话，然后照相。学校很重视这件事，先由禹启中和吴济民费心思、排座次，以便届时对号入座。现在相片就在我手里：标题是“北京四中从教20年以上教职工纪念1983年5月17日”为什么是20年，而不是30年呢？因为那些“骨干”和部分“领导”，多是1963年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按日子认真计算，还没到1983年7月31日，还差14天，他们“从教”还不满20年。如果“从教20年”，就值得“纪念”，那么当时我已经“从教35年”该怎么说？那时四中没有一级教师，任景云、周长生是二级，还有几位三级教师，都请在前排就坐，另有四位四级教师也坐在前排，我是四级教师，安排座位的吴、禹二位，是不知道呢？还是没放在眼里？蒙二位青睐，将我安排在“站立位置”的第一排，盛意可感，但远近、亲疏、八旗气，何如此之明显？我觉得，韩作黎来了，借此机会大家照个像，本是寻常事，领导同志就坐后，大家随便一坐，自然也要谦让一番，按照我的习惯，后边一站，十分自然。试看我多年拍照的团体像，无论在女一中我当初三班主任的多次毕业照，还是在四中高考班的几张毕业照相，甚至于183中学解散前教师团体照（由我联系、组织），一般我都站在后排旁边。所以，我说这些，并不是想争座位，只是认为多此一举，同时暴露了他们的狭窄、宗派和愚蠢。在一次专门为征求我的意见的小型座谈会上，我将此事提出，当面和刘铁岭讲：“您从区里回四中，励精图治，要为母校做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