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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部分人士热议的所谓“货币超发”问题 近期，部分分析人士热议的货币超发，以及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市场上还出现“央行超发货币43万亿元引发通胀”的说法。到底我国是否存在货币超发问题？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如何？未来央行货币政策有何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 　　记者：上周央行公布的今年10月份金融数据显示，10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69.98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幅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5.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幅比上月高1.2个百分点。目前，社会各界对货币高增速可能导致的通胀压力表示十分担忧，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能否给我们分析一下，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情况和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 　　张健华：货币的统计有不同的口径，经济分析中经常用的M2是一个存量指标，也就是说目前M2的数量是过去长期增长积累的结果。改革开放至今，我国M2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增长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M2增长很快，按几何平均法计算，年均增长率高达26.2%，但波动性也很大。1994年后经过治理通货膨胀，M2的增长率逐渐降低。之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M2增长率曾降到2000年的12.3%。2003年后，M2的增长率一度快速上升，由于中央银行一直采取紧缩性措施，因此M2快速上升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2003年到2008年，M2年均增长16.5%。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M2出现超常增长，当年增长率达到27.7%。 　　从M2增长率的波动看，它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变化比较一致，这反映出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很强。所谓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不是外生的政策变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自行决定，还同时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记者：众所周知，货币供应量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因素决定，用公式表示就是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一般都认为，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控制的变量。 　　张健华：是的。但实际上，在影响基础货币变动的因素中，也存在中央银行不能控制的因素，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其突出。 　　1994年以前，人民银行对银行系统的再贷款是基础货币供给的主渠道，财政透支也构成基础货币供给的重要部分。当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存在预算“软约束”，在银行体制又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扩张造成银行贷款大量增加，形成对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倒逼机制。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财政不能再向中央银行透支，中央银行也加强了再贷款管理。但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由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增加，特别是当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形成后，通过外汇占款形式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源源不断地增加。面对这个问题，人民银行采取了很多措施收回多投放的货币：先是收回再贷款；后来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收回流动性；在对冲工具不足的情况下，还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占款。尽管如此，由于外汇占款太多，基础货币仍然增长很快。从2002年末到2010年9月末，外汇占款由2002年底的2.21万亿元增加到19.5万亿元，增长了7.8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由49%增长到121%。受此影响，基础货币也扩大了2.6倍。 　　相对于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内生性更强。货币乘数由现金比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共同决定。现金比率主要受公众行为的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由商业银行决定，只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能控制的。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现金比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超额准备金率也降低了很多，因此货币乘数持续上升。2005年末，我国的M2乘数上升到4.64，比1993年上升了75%。随着人民银行连续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乘数明显降低。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于人民银行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加上信贷高投放导致商业银行超储率和现金比率下降，因此货币乘数又明显上升。今年9月末，M2乘数为4.32。尽管有波动，但从改革开放至今，货币乘数总体上扩大了很多。 因此，在长期内，基础货币不断增长，再加上货币乘数扩大，共同造成了我国货币的高增长。值得指出的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货币乘数扩大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起了关键作用。美国等国家尽管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导致短期内基础货币急剧扩大，但由于货币乘数较低，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不能相应上升。 　　记者：数据显示，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据了解，“超发货币43万亿元”就是将今年9月末，M2余额69.64万亿元减去前三季度GDP26.866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