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创作的形 情 理.docVIP

试谈歌曲创作的形、情、理 王晓波 歌曲写作，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作为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特定创作形式，是很需要给人以感知的。这感知的归纳，便是形、情、理三者。此三者，有分别在审美要求 、价值体现、功能作用等诸多方面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衡量。他们是递进关系，是并置关系，是相辅关系，是互通互融关系。 一 、三者之存在 所谓歌曲创作之形，就是指创作过程中形象思维之下产生的音乐形象。形象之来源首先在于词作者的艺术思维与创作实践，然后经过作曲者的肯定、强调、补充，或扩大、夸张，或升发、具微地进一步凸现出来。当然，这个形象凸现得多么充分也仍是意念性的，是让听众通过听觉与心灵的交汇而感知的。它包括了人、 物、 景等意境、气氛。 所谓歌曲创作之情，是指创作者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或表现出的喜怒哀乐。“诗以言之，歌以咏情，舞以动容”。看来，抒发情感，（作者、歌者的）是歌曲表现上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歌词无情，是词作者的失败；旋律无情，是曲作者的失败；歌声无情，是歌唱者的失败。这种情，必须是真实的，必需是发自创作者内心的，但有时是典型的，能直射或折射反映到各个听者的心中。使听者产生情感共鸣。 歌曲创作之理，是指作者心中悠然产生的情感的“归宿点”，包括哲理、道理、规律等，都是对于人民群众起启迪、宣传、教诲、劝谕、醒世等作用的。它可以点化出来却未必名言出来，可以隐寓很深却叫人领悟的出。当然，也有时作者将理平白的摆出并在理的本身上做出反复的揭示。多数情况下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将深奥的理隐含在景与情中，这更符合艺术表现的规律。 二、三者的比较 三者之中，以形为先，继之为情，归结为理。所以，这个形很关键。我们通常要求歌曲作品要有“音乐形象”，便是这入手的第一关。无论你刻画的形象是单体的人(如《我的中国心》、《血染的风采》)还是群体的人（如《打靶归来》）；是广博的景（如《歌唱祖国》）还是具体的景（如《小白杨》），都必需首先在作者的脑海里形成明显的造影，人是什么人，性格、身份、形态、心态如何；景是什么景，置于什么环境之中，这些文字和曲谱不一定提示的东西，都要具体的、浮雕般的在脑海里造成影像。落笔时却又常常容不得详尽描绘，这就需要作者以概括、简练的文学语言和生动的音乐语言表现出来，最好不要在景上繁琐的渲染，歌曲既然是咏情的，就要在情上多下功夫，情才是着笔的重点。 歌曲中的情，尤其要大胆的凸现出来。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抒情歌曲”这个名词，它其实很不准确。难道还有不抒情的歌曲存在吗？进行曲、叙事歌曲、艺术歌曲就不抒情吗？只不过所抒之情，有柔情钢情之分罢了。拉威尔曾说过；“凡是音乐，总是心灵的、情感的流露。”这就再明确不过了。无论抒什么情必须有起伏跌宕，形成层次与对比。所谓凸现，是说激情是必须令人激动不已而忘形击节，抒情时必须令人出神入化而悠悠乎手舞足蹈。这样方能极大的打动听者的心弦，随之入情。 所以，形是手段，情才是中心。当然，情可以直接抒出，也可以在写形过程中“溢”出。实际上，形与情是难以分开，有情无形，情便是虚的、假的；有形无情形便成虚形，成了废物，只有情而无理，这个情便一定是轻浮的、浅薄的。古人提倡情景交融是很有道理的。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也是这个意思。 歌曲创作中的理，概分虚理与现实。虚理是作者并未道出而人们从中唔出来的道理，有时还可以有多种唔解。实理是创作者明白的写出并进而一步步揭示出来的理。作诗讲究诗眼，写歌也应该有歌眼，也要有点睛之笔。这一笔也许是一点就透的，也许是耐人寻味的。现在有些人写歌都缺少这个眼，或者眼太多，虽然你的理本身很深邃，但由于写法太直白，仍旧失去了艺术风采。 所以，歌曲之理，如绘画一样，所着墨不宜多，甚至不用墨而留下思考的空白，但却十分重要。如果说形是手段，情是中心，那么理便是情之内涵：如果说形是衣饰，情是身体，那么理便是灵魂。理是形、情二者的升华，理才是创作者心目中蕴藏的目的与归结。俗话说：说话听音，那么理也就是说形到情的弦外之音。 三、三者的选择 形、情、理三者，即为递进关系、 互补关系，所以便是缺一不可。无形则散。以形象思维产生的歌曲作品必须以形象为根基，即使意向思维也离不开形，有形才能入情，情又无处不在，由形生情而生理，这是艺术创作的自然规律。 例如歌曲《祝酒歌》（曲谱略）：“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放歌、纵舞、干杯，这些是形，形中溢情：“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是情，情中有形。以此形此情儿引发出“待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的理。音乐上用中速稍快的速度，一波三折的旋律，民间欢庆胜利常用的锣鼓点节奏的运用，都为凸现形、夸张形、表现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再如，《荷花美 荷花香》（曲谱略）：“荷花美荷花香，莲叶接天花如霜，……肥藕如玉满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