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研究技术方案.docVIP

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研究 一、选题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已走过30年的发展路程。特别是近10年来，文化问题受到了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迄今已公开发表的论文约有190篇，专著编著8种。这些论文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及文化教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成果对新世纪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及其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的对外汉语要超越语言技能培训的层面，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内涵和教育功效，就必须十分重视对汉语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目前，学界在对文化的界定、文化的学科定位以及如何在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适用于中国对外汉语教育的文化理论还有待健全，如何在借鉴国外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法的基础上开拓具有中国国情文化特色的汉语文化教学法，真正做到语言文化的一体化教学，仍是今后教学和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文化研究，从时间上看大体可以划分成三个时期:80年什(1980-1989)的肇始期、90年代至20世纪初(1990-2000)的发展期和2000年以来的深化期。本文分三部分对近30年来中国双外汉语教学界的文化研究进行评述，对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一阶段（80年代的文化研究）： 1980年，熊文华、朱文俊最先在《语言教学与研究》（2）上发表《汉英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因素》一文，指出了社会文化因素对汉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同年，美国汉语教师李又安和王靖宇在《语言教学与研究》（4）上发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问题的认识和发展过程》和《文学在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分别介绍了美国汉语教学对文化教学的重视和文学教学经验。1983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黎天睦教授应北京语言学院院长吕必松先生之邀，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现代外语教学实践及其理论》课，专章讲授过《外语教学中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其合作者张占一先生在《谈谈汉语个别教学及其教材》一文中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界定为“交际文化”。他从功能角度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划分成“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两种，‘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在交际时，由于缺乏有关某词、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发生误解。这种直接影响交际效果的文化知识，我们就称之为交际文化’。[1] (64) 张先生对文化的划分首先得到了赵贤州先生的响应。赵贤州认为‘从外语教学角度看，把文化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较为可取。”他对交际文化的界定是‘所谓交际文化，主要指两种文化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发生影响的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即词、句、段中有语言轨迹的文化知识，它主要以非物质为表现形式。”[2](P81)吕必松先生也在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上肯定了这种划分，并对“交际文化”作了新的界定:所谓‘交际文化’，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隐含在语言系统中的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是隐含着的，所以本族人往往‘习焉不察’，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对比研究才能发现其特征并揭示出‘文化差异’规律。”此后，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把研究视角转为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所遇到的语言中内含的文化成素上”。可以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形成自家特色的文化研究是以张占一先生提出的“交际文化”为开端和导向的。 1985年，美国的徐志韫发表《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因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产生的一些问题》一文，论述了在华美国学生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及解决对策。黎天睦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印象记》中，谈了美国学生对中国汉语教学的反映及中国教师对学生的看法。两篇都是最早研究在华美国学生跨文化交际障碍和汉语学习问题的文章。熊文华先生的《非语言交际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指导作用》一文最早将“非语言交际理论”引入汉语学界。 除此以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普遍认识到文化背景知识介绍的重要性。吕必松(1981) ,常敬宇(1986)、毕继万(1986)、陈光磊(1987)、胡明扬(1987)等都先后撰文，论述文化背景或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1987年，在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于丛扬在《文化与报刊语言教学》中呼吁:“要把文化纳入整个报刊语言教学系统，在报刊语言教学的自身结构中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杨光俊、刘英林分别提出了“结构一功能一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新路子。 总起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开始对语言教学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隐含在言语交际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探索。这一时期，共发表有关论文20篇，其中有五篇来自美国。最有影响的是张占一提出的“交际文化”主张。“交际文化”的提出并为学界的广泛认同，标志着当时学界对语言教学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