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若干变化解析.docVIP

辽朝社会大致经历三次较明显的变化。第一次变化始于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的并入，经济、社会构成的变化促使契丹族加快了封建化步伐，辽朝建立了中央集权、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第二次变化始于澶渊之盟（1004-1005年），辽朝结束了与中原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状态，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境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并加大了经略西北、西南、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力度，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第三次变化始于大康年间（1075-1084年），耶律乙辛诬害道宗皇后和太子，擅权恣肆。自此，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政治腐败，经济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本文试就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构成与社会文化的若干变化略陈管见。限于学识及史料的匮乏，所论难免是肤浅甚至错误的，恳请同仁指正。 ? （一）阶级关系和社会构成的变化 ? 建国前契丹族尚未完全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大量各族战俘的迁入，特别是征服渤海国和获得幽云汉地后，契丹族很快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辽朝社会始终存在大量的贱民奴隶。官奴主要是宫户奴隶，私奴称驱口[1]。从辽初至圣宗时期，屡见将生口、俘户、宫户、叛户分赐贵族、群臣、将校的记载。奴隶的来源包括战俘、债务奴、犯罪籍没、依仗权势抑良为奴等，而以建国后开疆拓土所得的战俘奴隶最多。 出于发展封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征调兵徭的需要，圣宗初期即见抑制奴隶制因素的记载。《辽史》卷一一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四月壬戌载：辽军“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这是说城破以前被辽军将士俘获的居民，用官物赎还为民。统和七年二月，“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2]用官钱向诸族帐赎奴，可能变私奴为官奴，更有可能是释奴为良，让他们承担国家的赋役。实际上，自辽初起，并非将战俘一律变为奴隶。在那些用战俘建置的州县，战俘就不是奴隶。统和十三年四月，“诏诸道民户（穆宗）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3]部曲是地主贵族的依附民，或即处于奴隶地位。被胁从为部曲，是豪强兼并的结果。 澶渊之盟切断了辽朝掳掠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对奴隶制因素的极大抑制。战后，不少被掠的汉人得以归乡。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二月，诏“没蕃汉口归业者，均给资粮”。[4]次年又“诏河北诸州民陷契丹而归者，旧住庄产，勿限编敕年岁，并给之”。[5]据河东安抚司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报告，“北界自景德二年后，汉口被掠自归者千六百二十五人。”[6]澶渊之盟后，在对外战争中仍见将俘虏抑为奴隶的情况，如统和二十八年征伐高丽后，次年二月，将“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7]但对国内抑良为贱的现象则继续予以制止。开泰元年（1012）十二月，诏令“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8]这实际是用雇佣劳动取消债务奴隶。开泰八年，南京一带发生灾荒，同知南京留守杨佶就采取这种计佣赎身的办法，解放了不少卖身为奴的人[9]。 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有的人主动放奴。宋朝名臣田况之父景德中由辽境南归，“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数百人，以属况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纵去，因自脱归中国。”[10]有的官奴婢被赎出去，组成新的家庭。如涿州新城县人李家兴“以钱二十千赎得南界掠来妇人阿杜为妻”。[11]法律的调整也减少了罪奴的数量。如，辽朝一向“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圣宗母承天太后始“一以汉法论”，即一律依据律令裁决。[12]太平七年（1027），“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13]次年，“诏庶孽虽已为良，不得预世选”，又“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14]庶孽即妾之子。以上规定显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但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婢生子转良现象的普遍存在。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15]契丹人既不能与汉人进行奴隶贸易，当他们需要钱时，就可能听驱口赎身。 辽圣宗时，部分奴隶被编置成国家直属的部落，成为国家编户。如稍瓦部、曷术部部民，本是“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国家取之置石烈，分别从事狩猎和冶铁业。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16]从奴隶到编户平民，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使国家获得封建赋役的承担者。 原来隶于诸宫卫的各族宫分人，圣宗时也有不少从宫卫中划出来，编为直属国家的部落或州县。圣宗三十四部中，撒里葛部、窈爪部、耨盌爪部、讹仆括部、奥衍女真部等十九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脱离宫卫后，诸部分隶南、北宰相府，镇戍边疆[17]。上京定霸县、保和县、宣化县都是圣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18]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所置州县还有仪坤州来远县[19]、显州属辽西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