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辅导员在高校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与行动策略(石河子大学姜汪维)解析.docVIP

论辅导员在高校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与行动策略△ 姜汪维，[1]高校危机管理即是高校对这一情境或事件加以监视、预警、预防和控制的动态管理过程。辅导员处于高校学生工作最基层，在大学生危机事件管理中应扮演好三类角色，遵循两大行动策略。 一、高校危机事件发生的形式与辅导员作用的必要性 （一）非理性行为与理性诉求相矛盾 公共危机事件之所以引起管理者的恐慌，是因为危机来源于非理性情绪的驱动，掺杂着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大学生危机事件中出现的非理性，根源于人性的非理性与理性的二元结构，而现实困境是其诱因，表现为过分偏激的攻击性行为、消极退缩的处事态度、极端个性的发泄方式、难以自控的情绪型性格以及对不良榜样的模仿等。研究表明，约1/4的大学生具有中度以上的攻击行为，低年级学生的攻击行为倾向显著高于高年级学生，在不同的攻击形式上，采用躯体攻击和言语攻击的人数比例最高，其次是敌意和愤怒。[2]之所以出现非理性行为引起的大学生危机事件，既有不健康的原生家庭背景的原因，又有后天习得的情绪管理水平较低的原因，这两种原因大部分都指向现实理性需求遭遇挫折这一客观事实，呈现一种“非理性维权”的姿态。因此，大学生危机事件往往可以描述为一类“故事”模型：大学生A童年时期成长环境不佳（如父母婚姻状况不好、家庭经济困难等），家庭亲密度较低，较多地感受到“重要他人”的惩罚、拒绝和干涉，而较少感觉到温情与理解，形成具有爆发性或冲动性特征的人格障碍，因某一生活事件触发，加上需求社会支持系统的力量有限，从而导致伤害他人或伤害自己的事件发生。仔细分析这一模式会发现，危机事件中的大学生，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对于关注、平等、尊重等基本权利的理性诉求，但采取的是根据个人的情感偏好和心理状态、以非逻辑思维和冲突行为来表达的方式，不是通过寻求学校相关部门来解决。这提示我们危机干预工作要从多方面入手，应重点关注学生主观的情感体验、认知观点、控制倾向及家庭背景等深度因素，而并非仅仅依靠行政管理这一单一渠道来解决。辅导员既是人生导师，又是学校管理者，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二）网络聚讼与情绪宣泄相表里 游行、示威、静坐、暴动等对抗形式在法制的规范下，代价惨重，因而“网络聚讼”成为一种相对安全的表达诉求争取权利的有效方式：即网民自发或有组织地聚集在某一个网络公共场域，以发帖或回帖的方式对学校或者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缺席审判的非常态网络群集行为。其主要特征有三点：一是道德审判的姿态。如食堂饭菜涨价、奖助学金发晚了，聚讼焦点往往在“学校黑”、“当官的贪污腐败”上，多为攻击性、侮辱性的语言，而不会关注物价上涨这一客观事实。同时，因为生活快节奏以及大众化的娱乐心态，学生们往往对信息只做碎片式的了解，对相对客观公正、篇幅较长的文字缺乏阅读的耐心，蜻蜓点水式地了解之后即做刻板印象化的评论。二是群体情感的非理性。聚集成群的人容易泯灭个性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倾向。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这种聚集心理主要表现为：“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成行动的倾向。”[3]可见，个体理性进入群体的场域，往往会因从众、暗示或者模仿心理的影响而转化为群体的非理性狂欢。三是聚讼的目的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为了宣泄情绪，寻求心理平衡，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和关注，最终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此时，学校管理者处于“缺席审判”的位置，沉默不语会被视为俯首认罪，大声疾呼又会被视为托词狡辩。 高校危机管理往往重视制度化的分割，先确定组织和实现目标的工作方案，用量化的方法评估管理者的工作成效和学生的群体素质。其优点是宏观把握、脉络清晰；其缺陷是预警无力，常常后知后觉，且缺乏深度，往往只解决了管理层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因此，高校应充分发挥辅导员（包括班主任、团委书记、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的基层工作优势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弥补行政理性难于到达的危机管理死角，建立共生互补的双模危机管理体系。 二、辅导员在高校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一）“预防针”和“扫描仪” “预防针”指的是辅导员面对学生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教育，使其增强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的能力，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素质，以提高危机应对和防范的水平。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两点：一是整体教育氛围的营造。在实际操作中，可采取“一三五”的工作模式。即抓住师生互动这一条主线，按照班主任、学生干部、朋辈互助三个层次，采取自我教育、个体咨询、实训演练、团体辅导、校园活动五种方法，形成学校、家长以及学生群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统一、有效的整体教育氛围。二是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双向渗透。将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优势互补、借力联动、平行协作，解决学生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