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报告方案.docVIP

国内外关于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综述 刘亚东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13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 摘 要：整体来看，生态与文化存在着互动作关系，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早期，生态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要大一些，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文化对生态的作用变得愈来愈大，特别是负面的作用增大。国外关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生态人类学和文化适应的基础之上，相应诞生了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两者之间出存在互动关系的理论，国内关注环境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集中在探索民族地区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上，但已注意到环境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文化；生态环境；影响 一、国外生态人类学及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 （一））”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用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迁的一种学说。其重要的贡献是认识到文化与环境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当然，文化生态学也有不足之处，如考察主要集中于技术，从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唐纳德?哈迪斯蒂在其所著的《生态人类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文化适应的层次，他认为适应是以行为、生理和遗传的方式和环境建立互利关系的过程。适应过程发生在三个“层次”上，即行为、生理和遗传层次。环境突变所引起的适应出现在行为适应中。行为是有机体能够做出的最快反应，他基于学习，而不是基因的遗传，因此也是最灵活的。有两种行为是适应性的。特有行为包括个体应对环境问题的独特方式。文化行为是模式化的、共享的、传统的，并且是人类最独特的特征。简单来说，适应可被视为是由三种文化行为的变化产生的。这三种行为包括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唐纳德还强调“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无论是生物还是其环境不是不变的。新问题不断地出现并为此提供解决方案，新的关系不断地建立”[1]P46 二、国内生态人类学及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起步比西方要晚一些。自20世纪80年代算起，国内生态人类学已具有30多年的学科发展历史。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翻译和介绍国外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真正开始的。这一时期的译文主要有俄国学者科兹洛夫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1984）、美国学者内亭的《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1985）、日本学者田中二郎的《生态人类学》（1987）等；译著有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1989）和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1989）等。此外，司马云杰在他的1986年出版的专著《文化生态学》一书中第八章“文化?自然?生态——文化的生态系统”中，详细阐述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并运用此原理对我国的村落文化和城市文化进行了生态分析。[6]P329虽然在这个阶段的国内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以国外生态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为主，但是一些学者在他们的各自研究领域内开始不同程度地关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如，庄孔韶《云南山地民族（游耕社区）人类生态学初探》[7]白振声的《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问题》[8]等。我国民族学家宋蜀华和白振声强调：“要全面地理解人类的文化，就离不开扮演这些文化的舞台——生态环境”。[6]p330这些文章及观点探讨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学家宋蜀华，特别关注生态人类学研究。宋先生在其《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认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个各民族的发展进步，适应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步伐，显然具有现实意义。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如能择善而从，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9]宋蜀华先生强调了对中国多元文化进行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又指出了中国生态民族学的发展趋势。云南民族大学的尹绍亭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云南民族的刀耕火种生计方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一个充满正义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1991）、《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专著。该学着在《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中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学术思想。作者指出：“本研究将摆脱传统观点的束缚，跳出‘原始’的视野，摒弃‘落后’的偏见，从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相互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审视刀耕火种，同时运用‘生态人类系统’的概念进行分析和整合，并探讨研究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极其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从而达到揭示人与自然、人与森林和谐相处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目的”。[10]p14此外，尹绍亭先生与日本学者秋道智弥合编的《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主要从环境生态史的角度，对云南少数民族环境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