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二次生命——遵义会议教案分析.pptVIP

党的第二次生命——遵义会议 研三队：赵军涛 主题 学党史 知党恩 报党情 跟党走 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一，学习党的优良传统 二，传承发扬党的本质 三，知党恩，报党情 四，总结成败，开创未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议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变本加厉的推行。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为了摆脱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 此时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 会议起因 　 一，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1934年12月1日的湘江战役是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 五军团损失过半，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二，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 三，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35年1月7日晨，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四，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我党四年，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早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 五，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六，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向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七，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后面，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出席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又名洛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0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 会议经过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