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刑德观和汉代法律的研究.pdf

内容摘要 众所周知，两汉时期是我国经学发展的昌明时代，也是我国封建正统法律 思想与法律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奠基时代。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 来，儒家经学从意识形态的边缘走向政治中心，并影响到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同时，两汉也是我国封建法律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汉帝国以经治国思想 指导下，我国汉代封建法制的发展长期以经学思想为指导。“汉代学术的核心在 1 于儒家经学，汉代的政治史称经学政治，汉代的法制也是以经为法” 。所以， 两汉经学对我国法文化影响深远。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不仅不会同经义相冲突， 而且从根本上讲，经义就是我国封建法制建设的精髓和灵魂。我国的传统法律 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以儒家经典教义作为法律内在精神的“礼法文化”，礼 和法之间纠缠错节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法律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自产生以 来，就一直源源不断地发展壮大，长期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法律理念和法 律实践，并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东方法律文化，成为别具一格的中华法系的核 心内容。汉代法律儒家化运动轰轰烈烈，到隋唐时期法律的儒家化宣告完成， 这场运动的结晶— 《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的最典型代表作。此后经宋、元、 明、清各朝所继承，并一脉相承地发展，直至晚清的多法系律，以儒家法文化 作为指导精神的中华法系才随着大清帝国的灭亡，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宣告结束。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如果不把经学纳入视野，不考虑 经学中的刑德观在古代法律中的作用与影响，显然是有失妥当的。因而，本文 以经学的刑德观为视角，从刑德观切入，对两汉经学的刑德观与汉律之关系进 行探讨，并进而对传统法律文化中最为核心的礼法关系作一个全面、系统的审 视。 除了引言和余论之外，本文主体部分包括五章。 本文的第一章为汉代经学刑德观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一部分中首先对本文 中涉及到的几个关键词，如刑、德的基本含义作了一个相应地交代，对刑、德 基本概念及先秦儒家刑德观的起源与发展作了追溯。然后从整体上对汉代经学 刑德观的形成与发展作了一个总括性的追根溯源的阐释，分析了先秦儒家刑德 1 王启发：“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两汉儒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最新进展概述”，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 年第2 期，第2～5 页。 1 观的形成，点明了儒家刑德观在先秦法律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从实践形态来说， 儒家通过“刑德”尤其是“德”来建构了统治合法性并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合法性问题的实质因素，甚至有时还是一种决定性 因素。尤其是当帝王取得政权的手段并不正当，但若其在位期间注重德行，施 行仁政，其统治的合法性依然会得到民众的认可。从中不难看出，先秦儒家对 先秦时期的法律起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从刑德观的层面分析了汉代 经学及其刑德观的确立与发展。儒学在经历了秦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严刑 峻法、“焚书坑儒” 的打击后，在汉初儒士的积极努力下，经过吸纳其他学派的 思想，不断发生变异，逐渐从边缘走向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心。文章中先对汉初 儒学的变异及经学的兴起进行了探讨，然后将汉初儒学对黄老道学、法家之学 的吸纳纳入到儒学刑德观的视野，对儒学与黄老道学、法家之学之间的内在关 系进行了分析。从汉代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形态来看，新儒学是一个豁达兼容的 思想体系，它广泛吸收了黄老学的刑德观、法家的尊君卑臣术，后来又经过诸 多经学者尤其是董仲舒的改造和发展之后，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 的合法性理论体系。以礼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长期影响乃至主宰着人们的政治 观念和日常行为。先秦时代曾经被儒、法两家纷争不休、一度显得对立的刑德 观念，同时存在于汉帝国的政治领域之内。虽然律法实际上已经是汉代政治生 活的基本语言，但是人们对法的思考方式却“礼” 的。在汉代，经学提倡的“礼” 是更根本的“法”，是法律的真正源头。时势固然使律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规 范成为可能，却是被看作实现“礼治” 的手段和凭借。刑罚目的不是为了达到现 代人所熟悉的法律秩序，而是为了实现“刑措” 。这在西汉元、成二帝之后，更 成为常识。本章主要从先秦儒家刑德观的起源与发展、汉初儒学的变异与经学 的兴起、汉初儒学对黄老道学、法家之学的吸纳、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与阴 阳刑德观的形成、从武帝继位到石渠阁会议经学刑德观的确立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