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关于人权非强制性共识的条件.docVIP

刘擎译 引言 就人权达成真正的、非强制性的国际共识意味着什么？我想大概是与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表述的“重叠共识”1类似的东西。就是说，不同的群体、国家、宗教社群以及文明，尽管在神学、形而上学和人性等问题上持有互不相容的根本性观点，但仍然可以就应当制约人们行为的某些特定的规范形成一致意见。各方将以自己的方式、从自己深层的背景观念出发，提出对这个共识的合理性证明。我们将同意这些规范的正当性，但对于其之所以正当的理由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我们将为生活在这种共识中而感到满意，并不被共识之下的深层信念差异所困扰。 其实，马列坦（JacquesMaritain）早在1949年就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相当确信，我对人权信仰以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的辩护方式，是唯一具有可靠真理基础的方式。但这并不妨碍我与其他人就这些实践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虽然他们辩护的方式与我的完全不同，甚至是反对我的，而且他们同样确信自己的辩护方式才是唯一建筑于真理之上的。”2 这类共识是可能的吗？也许是因为我乐观主义的天性，我相信是可能的。但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承认，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究竟要形成关于什么的共识；也要承认我们还刚刚开始辨别、认清那些在通向共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的障碍。我想在此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要对什么达成共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关于人权。这正是我们的起始问题。但这马上会遇到一个障碍，并已经被反复指出了。权利言说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东西，这类言说的某些特征仅仅来自于西方历史。这并不是说，西方之外不存在那些与权利方案所表达的实质规范很接近的东西，但它们没有被表达为这种语言。在没有做进一步的考察之前，我们不能事先就假定，未来非强制性的世界共识是能用人权的语汇来表述并使各方满意的，这也许可能，也许不能。而如果我们对西方的种种说法做进一步区分的话，或许会发现有些部分可能，有些部分不能。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适当的术语，来表达那些我们以为在不同文化中可以发现的普适性。唐纳利（JackDonnelly）谈及“人的尊严”作为一个普适价值，3但大沼保昭（OnumaYasuaki）却反对这个术语，指出“尊严”一词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用来阐发人权传统所偏好的一个术语。他倾向于以“追求精神的与物质的福址（well-being）”来作为普适价值。如果“尊严”是一个过于精细而文化特指的术语，那么“福址”可能又太过含混而失于笼统。也许，我们没有能力在这个层面上阐明普适价值，也许我总是会对此无能为力。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需要阐明的重叠共识是某些特定的行为规范，而在我看来，我们确实有希望就这些规范达成至少某些一致的意见。人们发现，所有文化都谴责大屠杀、谋杀、酷刑拷打以及奴役，还有对无辜的示威者开枪或使其“失踪”。4这些共同的结论来自深层价值的支持，但就性质而言，这些价值分属于不同的、互不兼容的正当性理由。 我已经区分了行为规范及其深层的正当性理据这两个层面，而西方的权利传统实际上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存在。在一方面，这是一个法律传统，赋予特定的法律行为合法性，并授权给特定的人来实施这些行动。我们可以考虑将这个法律文化当作一个适当的备选方案来普适化，并论证采用这个方案的正当性依据可以不只一种。那么，一个维护权利的法律文化将界定规范，而对这套规范的世界共识将会是明确的。 已经有人对此表示了异议，例如李光耀和他在东亚的同情者。他们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分裂破碎以及社群的消融（当然，在他们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的视野中，特别注重的是美国的状况5）。在他们对西方法律程序的批评中，他们似乎也攻击了其背后潜藏的哲学，这套哲学据说是将个人居于首要地位，而依照“儒家”的观点，要更多地考虑社群以及复杂的人人所属的人际关系网络。 西方的权利传统还包含着一些特定的观点：对于人性、社会和人性的善，而且，深层正当性辩护中的某些因素也介入了这个传统。区分这两个层面可能有助于讨论，至少在分析性的意义上，由此我们对于可能有什么选择方案会获得更细致的理解。实际上，如果法律文化能够与它背后潜藏的正当性理据分离开来，它也许能更好地“游走”。或者，反过来也许是真的，如果人类生活背后潜在的图景可以在一个不同的法律文化中获得体现，那么这个图景可能看上去就不那么令人畏惧。也许，这两种简单的解决都不行（这是我的直觉预感），而有必要对两者都予以修正。但是区别这两个层面仍然是有帮助的，因为对每个层面的修正是不同的。 无论如何，一个好的讨论起点可能是，先对西方发展出来的权利语言作出简捷的勾勒，对人类行为体及善的相关概念作出大致的描述。然后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辨析跨文化争议中的某些核心，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了沟通这些差异我们能做些什么。 权利的语言 许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