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道德论文….docVIP

《法律职业道德论文》 课程论文 姓 名 胡俊明 所在学院 法学院 专业班级 13级（非法学）法硕1班 学 号 指导教师 芒来夫 2014年12月 1 日 论法律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 摘要：在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之下，如果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发生冲突时，民众或官方总是指责法学家们机械、教条、冷漠，并且要求法学家遵循“舍法取义”的方式来处理法律问题。法学家所遵循的伦理与大众所崇尚的伦理是有所区别的，法学家对待道德问题的方式也是有其独特之处的。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应受大众伦理所左右，法律职业者应该有职业的专业性，不应受道德因素所左右，本文通过不同角度来阐述法律职业伦理和大众伦理，试图冲破职业的道德困境，还原职业本来面目。 关键词：法律职业伦理；大众伦理；道德困境 法律人的职业伦理问题与对司法改革的质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继2004年伴随一系列“律师参与腐败案”、“刘涌案”等事件引发的“律师整顿”运动之后，2008年、2009年又因一系列涉及从业面广泛、级别高的“法律人腐败窝案”，如“黄松有案”、“郭京毅案”等，以及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案件，比如“李庄案”、“彭宇案”、“许霆案”等案件而间接直接地触发了执政党、政府以及民众对于司法改革方向、法学教育等方面的讨论和反思。对此，法学界内部总是习惯于从政治体制安排，特别是宪政安排、权力制约等常识性途径，批判性地讨论和思考这些现象。这样的思路对于中国特有问题的解决是很不足的。 引发争议的中国法律人职业道德问题，它带有强烈的双线性，一是属于纯粹的生活道德问题，另一是与大众生活道德判断或者感觉相冲突，或者即使遵循大众的生活道德，也会出现多重的两难性答案、其中夹杂着工作技巧的伦理问题，对于这两种现象的有效分类和分离，是我们在理论上正确把握中国当下法律职业伦理状况，以及把脉当下司法改革的方向的一个前提，也是我们在职业伦理学意义上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的一个出发点。 与伦理学乃至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形成较大反差的是，职业伦理学不仅只是19世纪中后期以后的产物，而且其理论探讨依附于各个具体的领域，比如行政学、法学、会计学，具有零散、块状的特色。比如，在古今中外职业伦理（学）的历史上，制定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人们，只会或明或暗地采纳某个法学流派或者法学家和法哲学家的思路，而不会明确地引用某个伦理学家或者政治哲学家的观点和理论，更不会去参考行政伦理学或者会计伦理学的已有研究成果。按照某位美国学者的说法，法律界在制定职业伦理方面，很少直接向道德哲学家求助，或者运用伦理学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使近四十年来也有哲学家试图探讨职业伦理的问题，并发表了一系列很值得参考的理论成果，但他们的成果也很少引起法律界人士的兴趣。然而，存在并不必然合理，正如布兰代斯所言：“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公敌”，[1] 我们在梳理西方法律职业伦理发展的脉络，以及寻求当今职业道德困境的出路时，必须克服法律界已有的傲慢和实用主义视角，注意到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哲学界的最新讨论成果。 具体而言，这种需要引用外围理论的理由有二：（1）古往今来的所有法学理论，都不是孤立产生，它都来源于某类哲学思潮或者学科。每一个时代主流的法学流派所依赖的哲学观，也往往是那个时代知识范式的主流；而每一个时代主流法学流派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往往也来自那个主流知识范式或者哲学流派的先天缺陷。（2）即使职业伦理的发展不必然依赖于宏观意义上的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等外部智识资源，采用这些外部智识中的某些分析框架或者思考发展的路径，对于把握法律职业伦理的发展脉络、困境以及出路的寻找，可能也是相当有益的。 从职业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主流法学理论进行内在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当下司法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作一定限度的解答。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以如何寻求填补道德价值空洞为主题，超越工具理性或者工具性伦理的视角，通过对现代法律职业伦理形成的概括、分析和反思，进而对以追求可操作性、对法律实践有着统治性影响的传统“权利-侵权-司法救济”法学理论体系作系统的内在性反思。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实践中发生法律职业伦理事件或者案件的解释和分析，回击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某种借机否定此前司法改革成果的理论主张。 通过分析，笔者希望法学界主流在与犬儒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也能严肃正面执政党、政府所提出的“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审判结果要考虑人民的感觉”、“三个至上”等携带着普通民众情绪的口号和说法，进而结合这种政治情势，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