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经典范例——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docVIP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经典范例——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编者按：近日，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所《内部参阅》第17期刊发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一文，介绍了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历史经验和重要启示，提出要继承和发扬红安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切实改进领导作风。现根据市委主要领导意见予以转发，供各级领导学习参考。 红安，是我国著名革命老区、第一将军县、建国后国家唯一以“红”命名的县。1957年，闻名中外的红安县因探索出干部种试验田的领导方法名扬全国。省委书记李鸿忠最近在红安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强调要发扬红安精神，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作风。　　湖北省委档案馆、红安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翔实地记录了这段难忘的岁月。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五个湖北”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历史背景1956年11月10日—15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在讨论时局问题时认为，夺取政权以后，一部分从战火硝烟拼杀出来的党的干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断滋长。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的经验教训，澄清党内的一些混乱的思想，尤其需要防范干部滋生官僚主义和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发表重要讲话：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为了有效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避免在中国发生类似波匈那样的事件，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八届二中全会整顿“三风”的决议，高屋建瓴、切中要害。以红安县为例，1956年，经过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奋斗，农业增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党员干部中冒出了麻痹松劲倾向。县级机关里流传着“四多”、“三愿三不愿”的说法。“四多”就是“骑自行车的多，打篮球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三愿三不愿”就是“愿坐在屋里开会办公，不愿下乡领导生产；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愿和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红安县委委员有18人，经常下乡的有3人，最多不过7人。县级机关有些干部，缺乏为农民服务的观点，按时上班，照例休假，农民因之增加了很多麻烦和不便，很不满意。有些干部不愿下乡，即使“被迫”下乡，也是“人在乡下，心在城里”。高桥区指导组长王树昌和农场乡支部书记邓开志，穿着鞋袜“检查生产”。一个社员对他俩大声说：“摇摇摆摆，像个相公，莫把我们的田埂子踩坍了！”由于领导作风不深入、不具体，从上到下出现了“会议多”的现象。永河乡支部书记陈开和一个月开了28天的会，而全乡的劳动出勤率只有60％。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整顿“三风”精神推动下，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了防范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探索，就是在响应此次会议的号召下开始的。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主要成效1957年3月，红安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和农村工作部长库崇德在杏花乡摸索到一个经验，就是用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可以更好地做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县委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干部种试验田问题， 随后全县掀起了形式多样的干部种试验田的热潮。红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共1470人，参加种试验田的有1151人。其中有县委委员14人，区委书记（指导组长）17人，乡支部书记45人，社主任632名。县委18个委员中，14人经常下乡。县委办公室也搬到了重点乡。选派15个能力较强的区委干部，担任15个落后乡的总支书记，派195个能力较强的区乡干部，担任176个落后社的领导干部。县级机关干部，轮流下乡，短期下放，层层下放，长期固定，在一个社里包工包产。鉴于有的干部“人下放了，思想没下放”，县委在全县干部中开展先进人物模范事迹大讨论活动，起到深刻的教育作用，不仅每个社都有干部负责，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干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以前在田岸上检查生产挨了骂、被社员讽刺为“检查官”的指导组长王树昌，后来被群众呼为“技术员”。八里乡指导组长阮观胜在县里开完抗旱紧急会议以后，下午赶了70里路，回到自己所在的社，连门也不进，就赶到田里去看庄稼。没有月光，没有星光，也没有手电，就伏到田埂上用手去摸田里有没有水，生怕田里的稻苗干死了。1957年秋收时节，种试验田方法的推广取得了干部作风大转变和“社社增产、样样丰收”的双重效果。种试验田转变了干部作风。通过种试验田，找到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钥匙，了解了民生疾苦，体察了民情民意，增强了群众观点，加深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感情。通过种试验田，找到了打破保守思想，推广先进经验，实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