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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的春天 　　裴积荣，陕西黄陵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长篇小说《祝君晚安》《儒殇》，中篇小说集《西部女性》，短篇小说集《今夜?~州月》，散文集《西行阳关道》等。 中国论文网 /5/view-7122036.htm 　　一 　　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1965年深冬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规格很高，筹备的时间很长。《延安日报》社的一位朋友私下里告诉我，这年春天筹备此会时，延安地区我是初选对象。然而后来因政审未过关，我被淘汰了。延安地区参加这次文学创作代表大会的个人代表只有曹谷溪一个人。另一个代表是柳林村的团支部代表刘德琴。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全省代表有30多人。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带队，任队长。省作协副主席胡采任副队长。 　　陕西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1966年初春召开的。我是农历正月初八踏着积雪走进省作协大院的。这次大会虽然是建国后省作协召开的第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但省作协似乎并没有认真准备，没有会标，没有横幅，没有会议时间安排表，没有秩序册，也没有便于会员相互联系交流的花名册，会后也没有照相留念。记得是省作协的田畸做了注册登记之后，就送我到住宿地等候开饭。正式开会是第二天的事情。和我同宿舍的是铜川市的业余作者郭云龙。他写了一篇受过火伤的煤炭女英雄冯玉萍;我是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路遇》，同在《延河》上发表了。这就是我俩能够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本。上世纪六十年代陕西省的文学创作态势真是穷白得可怜啊！ 　　据我所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要在报刊上发表一篇作品，编辑部都必须在作者原单位做书面调查，政治审查通过后方可发表。即使仅有四句的一首小诗，也必须如此。 　　我对省作协一直很向往，就像教徒向往麦加和耶路撒冷一样。但我报到后的一整天都是冷清清凉洼洼的。直到晚上，作协的王丕祥老师和陈贤仲老师才分别来宿舍看望了一次大家。他俩当时都不是作协的主要领导，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单位。 　　这次会议为什么给人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呢？我并不知道。直到这年的“五”通知发布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文化人都遭难了，《陕西日报》上发表了通栏大标题――“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胡采”后，我才逐渐醒悟了。 　　我们宿舍的几位同志都很陌生，都没有谈论什么！我们都静静地等候着第二天的会议。 　　二 　　开幕式并没有在作协礼堂举行，而是在一个摆了一圈桌子不是很大的房子里举行。会议由作协副主席胡采主持。当时，到会的业余作者约30几个人，后来还陆续报到了一些人。会上，胡采指着说：“这是咱们的老魏（魏钢焰），这是咱们的老杜（杜鹏程）。”柳青老师在长安县，没有参加。李若冰和王汶石老师也没有参加。随后作协的同志和业余作者各自介绍了自己。延安桥儿沟有一位农村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好像不是搞写作的，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可能是“因地得福”。胡采同志问他：”你们桥儿沟变化大不大？”那位同志很慷慨地大声说：“很大很大！”这位农村青年好像对参加这次会议没有准备，他竟然连笔记本也没有带。我带的是一个文件夹，里边夹了厚厚的一沓白纸。那位同志向我要了几页白纸做记录。 　　预备会上没有人做重要讲话。到会者分两组，写城市题材的分一组，写农村题材的分一组。随后便分小组学习报纸，座谈讨论。我年龄较大（那年我33岁），领导指定我做农村组组长。小组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大家学习报纸，座谈讨论和开小组长会时向领导汇报。一次小组长汇报会上，胡采老师还接过我的文件夹随意翻了翻，问我：“你那是个什么学校，有多少人？”我很尊敬地站起来做了回答。 　　参加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是农村青年，一部分是城市工人，还有理发员等。我这个组有关中青年翟曜、姚金泉，和扶风县的罗铁宁、靖边县的包登发等，都是农村青年。还有延安富县来的代表杨明春。罗铁宁写了一个小剧《丁家姐妹》，尚未发表就参加了这次会议。省作协的黄桂花老师，会议期间，多次找罗铁宁谈话，对他很器重，与会者都很羡慕他。翟曜因为在《延河》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就成了会上的明星。 　　三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会议存在的问题是，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想不到一块儿去。参加的多数人是城市和农村青年，他们想多看多学多问。小组讨论会上，群众提出的要求并不少，但会议领导人都是默不作声。 　　1、要求与会者在作协老师带领下早晨集体上操; 　　2、要求作协老师辅导毛主席著作，尤其要辅导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要求王汶石老师辅导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 　　4、要求魏钢焰老师、李若冰老师辅导散文的写作技巧。（当时魏钢焰老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几篇关于大庆的散文，在全国影响很大，反响很好。）只有这个问题，在一次小组长汇报会上，胡采老师表态说，“对这个问题，在我们作协，要当作好人好事来表彰”; 　　5、要求会后全体人员与作协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