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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犯焉识》和《归来》的爱情书写 　　这样一个题目，至少包含了两重含义：其一，《陆犯焉识》和《归来》讲述的是政治运动时代的爱情故事。电影《归来》契合了原小说的魂魄，即使为了迎合大众的观赏趣味，向坚贞不渝的爱情视角倾斜，但终归是在一个政治框架里讲述爱情故事。爱情是出发点也是旨归，政治和历史是艺术的载体和表述方式。将社会政治作为分析《陆犯焉识》和《归来》的出发点，试图从更深广的历史感中挖掘人性和情感的深刻意义的解读，问题在于赋予作品深刻意义的同时，忽略了小说和电影作为艺术作品所应产生的艺术效果。大卫“意义是文化的；哪里有意义，哪里有推论，哪里就必定有代码。可是，我们却可以将作品当成是在产生效果，而意义只是效果中的某些类型。”[1]这样的思维视角，有可能让我们从紧盯着政治之维的理念里稍稍移开，从而注意到，政治元素在《陆犯焉识》和《归来》中仅仅是一种手段和方式而已，并不是作品的主体和中心。 中国论文网 /7/view-7139918.htm 　　其二，副标题“从政治和历史的视角进入艺术？”用的是问号，旨在与从政治和历史的视角进入艺术的思维进行对话。笔者不反对从政治和历史的视角去解读文学和电影，但认为并不仅仅止于此。正如陈晓明所说：“史一定要有情的介入，否则就变成历史作品了……所以它必然是史和人、和人情的交缠，这是它的故事决定的。如果在西方，写一个人坐在床边想一个上午，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但是在中国必须借助历史。”[2]与这一观点相呼应的是，“我们的叙事能力依赖于社会智力。”[3]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可能不带上历史和时代的色彩，但作为一个作家，他不是史学家，如果主要不是为了表达具体的政治理念的话，他首先要考虑如何谋篇布局才能把故事讲好，如何遣词造句才能把微妙难言的情绪表达出来，而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体验就必然成了他的首选，或无形中就动用了它们。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在书写爱情故事时，都需要借助和回到适合表达自己情感的时代语境，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相对而言，50后和60后政治色彩更浓厚，政治就是生活的主要部分，不需要夸大它的作用和影响，书写以政治为载体的故事就像写日常生活一样自然和自如，而80后、90后的政治意识相对淡薄得多，70后则处在代际的摇摆之间，他们既有政治主导文学的历史的“影响的焦虑”，也有新时期文学中新的文学观，因为70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拨乱反正的秩序重建中度过的。 　　一、 主题：爱情与政治的辨析 　　《陆犯焉识》和《归来》是两部书写爱情的作品，它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讲述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人感动。电影紧扣住小说感人的精神主旨，将动人的情愫诗意地表达了出来，如陆焉识给冯婉瑜读信，“冬闲就要过去了，我们的体力都恢复了许多，皮肤也不那么黑了。婉瑜①，春天如期到来了，拉水的母马要生小马驹了，可是生了一半，难产生不下来了，我们借来了大绳，拴住小马驹的后腿，把它拉了出来。当我们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了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我们感觉，春天真地来了。”语句凄美忧伤，使影片焕发出诗意的光芒，温暖苍凉又撼人心魄。于是，在看完《陆犯焉识》和《归来》后，我写了组诗《只因回忆》①，作为对这两个艺术作品（非政治和历史读本）的领悟和解读。 　　这组诗不在具体的政治框架之下，但力求吻合《陆犯焉识》和《归来》所表达的回忆视角下爱情主题的普遍性，并于普遍性中体现不同创作主体的差异性，追求爱情题材内在精神的契合而非外在形式的亦步亦趋或模仿复制，然而，无论形式体现在题材还是风格上有多么大的差异，总体思路还是在努力扣住《陆犯焉识》和《归来》为了表达爱情所选取的独特视角和爱情故事的立意，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切入爱情故事的视点：回忆。陆焉识和冯婉喻的爱情故事的主体部分，没有在实有的时空下进行，因此，才一日日酝酿得愈来愈浓烈和凄婉。尤其在小说中，陆焉识和冯婉喻几乎每一次现实中的接触，都并不是那么完满，完美的情感体验是他们在远离和回忆中一点点生发起来的，并且一日日朝着坚贞不渝和穿越时空的层面发展提升。因此，小说中最后冯婉喻失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只有失忆，他们才不可能在现实中真实相遇，而是让记忆中美好的东西逐日酝酿和升华，现实中不完满的爱情才能在精神世界里一日日生发得完美和丰盈，凄凉才得以凄美。 　　二是表现的侧重点是爱情。目前，关于《陆犯焉识》和《归来》的大量研究围绕着政治和历史的视角去解读，从爱情视角进行的探讨不够充分，即使提到爱情，从艺术创作本身出发，围绕爱情主题去展开的很少，更多的是放在政治视域之下审视爱情和人性，或脱离社会意识形态单纯探讨爱情，我在该文中从文学创作的谋篇布局和作品意欲取得的感染效果的角度，将它们归入爱情故事进而审视政治这个外在的故事载体，看它在怎样为表现爱情服务，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