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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穿透朦胧的夜 　　1994年，我就读于陕南贫困山区一座县城的重点初中，当时面临人生的第一个抉择：考中专还是“被保送”上高中？上中专意味着三年后可以找一份小学教师或技术工人的工作，为家庭减轻负担。“被保送”意味着更艰苦的三年高中之后，还将面临人生的未知数。我对中考信心十足。毕竟，那时我们学校高考录取率不过20%。我曾目睹过四度落榜的大龄学生忧郁伤神的情景，知道其中的艰难。最纠结的青春季，父亲告诉我，能到秦岭以外是最好的。加上我自幼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一咬牙，我选择了“被保送”。这一抉择，让我的人生多了几份磨砺，也多了几份希望。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6157.htm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成长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从记事起，就跟随父亲出入田地，体验其中的苦涩，特别是少年时代，亲眼目睹了多起婆媳吵架、邻居打架甚至父子或兄弟反目成仇的情景。有时仅仅是为了几十块钱、几分地，甚至是两捆木柴、三杯烧酒，甚至只是一句话。记得邻乡有兄弟俩，因为亲姑姑家的耕牛犁地过了界，觉得“被欺负了”，竟将姑父打成痴呆，从此两家陷入无止无休的纠葛当中。农村的疙疙瘩瘩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无奈。 　　 2001年，我终于从大学毕业了，在人才市场上奔波了不到20天，就签了就业协议，以为可以带着对长江的期待，奔赴南京这座江南名城去寻找自己的梦。很多西北地区的同学都将西安作为首选，因为离家近一点，有亲戚朋友照顾，有已适应了的风土人情，将是职业生涯中一个不错的基础。但是，我没有这么想，我的经历告诉我：我的基础比人差，我需要更多的机会来作选择。 　　 大学四年，我走遍西安市南郊的大街小巷，深刻审视过我在这个城市可能的未来。虽然，那时的阅历还太浅，根本识别不了一个地域的特征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之间的关系，但我知道，我既然在农村没有靠山，在西安也没有靠山，没有靠山的未来是无助的未来。就像我父亲从十几岁把自己当成血铮铮的汉子，到40岁就不得不感慨“运气不好”那样。 　　 因为天生的书生气，曾一度被认为到外地可能“吃不开”，而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为了积攒就业筹码，我刻意挑战自己原来怯懦的性格，在社团活动里奔波忙碌，在团委和学生会里不断兼职，参与了演讲赛、朗诵赛等各项活动，还负责组织“迎澳门回归”签名活动、运动会通讯竞赛活动等等，并捧上了优秀共青团干部等十几本荣誉证书，也如愿入了党。在校墙之外，却是另一种体验。 　　 1999年，迫于经济压力和自我锻炼的愿望，我到处去推销磁带、耳机之类，以换点生活补贴，足迹遍及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十几所高校。信心满满之后就是种种的无助和辛酸。在学校宿舍推销被人围追堵截，其中在长安大学男宿舍楼的那次最为惊心，被驱赶出楼之后，我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深夜才默默回到宿舍，幸亏看门老头心软让我进楼;在道路边摆摊被城管责骂，在同学中推销被人嘲笑甚至误解。还有一次，在雁塔路上，不舍得花五块钱打的，坚持夜间步行回校，却遭遇三名壮汉抢劫，现金加货品140多元，是我两个月的生活费。 　　 在家乡人看来，由于口音类同，融入这个关中话占主流的城市，似乎更容易一点。然而，在我看来，在西安混，似乎更“吃不开”。当时的西安开放度还不高，求职机会很少，而大学生数量却出奇的多。想起2000年冬季在陕西人才交易中心看到的人潮涌动而摊位很少的情景，我就眩晕。那么，我的机会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如果按指定时间还没有就业的话，我的户口很可能被打回原籍――如果回到县里，凭关系找份工作，希望更加渺茫。在西安除了对治安的不放心外，我也不想将自己的未来选项圈在这个熟悉的空间里。尽管有千年古都的人文气息和熟悉的朋友让我喜欢和留恋，但我依然决定“东南飞”。 　　 南京的十年，我在一家大型国企的基层生产单位，从最一线的技术员做起，后被调入机关。那时，我的想法是：只要努力，肯定会有相应的回报;只要真诚友善，就会混得更好。因此，为了在单位立足并有所发展，我鼓足了劲，一门心思把工作做好。 　　 一开始，在车间里，就我一个技术员，各种任务都会涌向我，特别是各类设备检修、技改和生产技术事务等等。工作忙完后，我又主动要求“把基础做扎实”，将车间成立20年来所有的图纸进行整理和完善。事实比我想的要麻烦得多，很多图纸都缺失了，我得去档案室查，或自己动手画。幸亏大学机械制图功底还不赖，最后终于一点点搞定，以致十年后的2012年，我回去访友，老车间主任还握住我的手说：“小王啊，幸亏你在我们车间呆了两年多，要不这设备检修真是个大问题。” 　　 后来，我被调到公司办公室当调研秘书，从此陷入无穷无尽的文山会海当中，这一陷就是六年，从26岁到33岁的最宝贵的六年。我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围绕公司的大小会议和文案运转，特别是种种调研协调、报告材料，我忙得不亦乐乎。就坐在公司领导隔壁的隔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