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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历史 黎鸣 发现中国历史（之一）：中国人没有道德！1996年，团结出版社）、《问天命》（四卷本，包括《西方哲学死了》，2004年，社会出版社）已经出版，还没有出版的是我的第三部：《问历史》。《问历史》尚在撰写之中，“问历史”的结果，让我有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历史发现，关于这些发现，我将全都分别写成专门论文向我亲爱的同胞们通报。我的最重要的历史发现之一，即是发现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居然从来就没有过真正人类的“道德”，更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真正的“道德”。今天的文章就谈这两点：中国人没有“道德”，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真正的“道德”。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确实没有“道德”，早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就已经开始被颠覆了，而完全被孔丘及其儒家的“礼乐”、“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恕”等等“非道德”、“假道德”、“无道德”的观念取代了。 我在前面博客文章之中曾经谈到“孔丘开创了中国人的无道德的历史”，仔细考察中国人的全部历史，中国人的的确确已经完全丧失了最起码的人类的“道德”。这是一个完全经得起任何理论推敲，也完全经得起任何历史考察的无可怀疑的非常正确的“历史命题”，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哲学——伦理学命题”。 最关键的问题，即在于必须知道，究竟什么是人类真正的“道德”？ 我今天用最简单明确的理论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真正的“道德”，即是人类对自身“人性”（包括进一步的“人格”、“人品”）的“自觉”，更简言之，“道德”，即是人类对自身“人”的“自觉”。这既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人学命题。 全世界人类之中，最早对“人性”和“人”的“自觉”作出了最具有理论意义回答的人是中国人中的老子，他的伟大的著作即是《道德经》，而西方人对此也做出了回答的是希伯来人的摩西，他的伟大的著作是《圣经》之中的《摩西十诫》，再就是古希腊人的柏拉图，他的伟大的著作是《理想国》。然而现在看来，这三部伟大的著作，最伟大的还是中国人老子的《道德经》。因为老子对“人性”和“人”的“自觉”性问题的回答即是“哲学”的，而且同时也是“人学”的，然而摩西的回答明显是“神学”的，而柏拉图的回答则是“哲学”的。 摩西把对“人”的“自觉”直接诉诸“神”，也即“上帝”，并直接以与上帝订约的方式，给人类留下了绝对必须服从的“十条诫律”，正是这“十条诫律”给西方人带来了最基本的“人性自觉”的“道德”。很显然，摩西的“道德”是不讲理的，是绝对必须服从的，是上帝的“绝对命令”。所有的西方人都得益于这种上帝的“绝对命令”，从而使他们全都不知不觉地具有了对“人”的“自觉”的“道德”，虽然这种“自觉”事实上是“神觉”，是最高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的“神”——“上帝”对“人”的警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上帝信仰的人类“有福了”——他们首先具有了人类的“道德”，虽然只是对“人性”的“警觉”，还没有完全达到对“人性”的“自觉”。 柏拉图把对“人”的“自觉”直接诉诸抽象的“绝对理念”，这种“绝对理念”是先验于一切“人”的任何观念的“原型”，任何人都必须服从这种“原型”，它同样是绝对的最高的和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的东西，虽然不是“神”，而是某种先验的“原型”的观念，实际上它是后来人类所认识到的万事万物客观真理的代称。顺便指出，当近代的西方人把希伯来人的“上帝”和希腊人的“真理”结合起来之后，他们就终于接近于达到对“人性”的“自觉”的“道德”的境界了，当然，也只是“接近”。 老子把对“人”的“自觉”诉诸了“道”和“德”，“道”既是抽象真理的“原型”的观念，也是类似的“神”——“上帝”，更重要的是，老子还理论性地诉诸了“德”的观念，因道而德，并“尊道而贵德”，而且老子为了人类的社会（其实是老子的“天下”）还提出了类似于社会之道，或社会之“真理”的“玄同”的概念，这样一来，老子不仅是哲学地讨论了“道德”，而且还更“人学”地讨论了“道德”。直至今天，老子的“道德”仍旧是人类中最完备的，它即是哲学的，也同时是人学的。老子的伟大是古代人类之“极”。关于这一点，绝对值得中国人为之自豪。 然而令人非常悲哀的是，老子《道德经》之中的关于“道德”的观念，在后来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完全被孔丘的“礼乐”、“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恕”的“非道德”、“假道德”、“无道德”的东西取代了。说白了，老子作为人类之中对“人”的最早的“自觉性”的认识，在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竟然被孔丘的对“人”的完全“不自觉”的甚至蓄意“奴性”的甚至“动物性”的“非道德”、“假道德”、“无道德”、“不道德”的极其有害的“学说”颠覆了、淹没了、遮蔽了、消灭了。 说到底，最有思想、最有“人性”和“人”的“自觉性”的认识的老子及其《道德经》，完全被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的“奴性”的、“动物性”的“非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