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出版传媒领域正在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增强发展.docVIP

当前，我国出版传媒领域正在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增强发展活力。为达此目的，需通过深入的思想解放和机制创新，在法律的规范和政策的指导下，充分借鉴外部经验和内部人员的智慧，走出一条适合本行业、本单位的经营管理新路，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股权激励正是诸种经营管理创新元素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它在我国文化产业的试行、推广意义重大，但难度也非比寻常。为推动其更加顺利地发展，下文将结合法律、政策基础，对我国出版传媒业实现这项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路径的可行性加以探讨。 　　一、对股权激励的必要性各界人士已取得共识 　　股权激励，是指通过给予企业经营管理者、骨干甚至一般员工一定的股权，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或者不实际占有股权，但可以分享股票价格升值带来的收益或者分红，从而激励他们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从世界范围来看，股权激励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广，90年代末已相当火热。在美国，现已有九成以上的上市公司、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企业都采用了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收入一般占员工薪酬30％以上的比例。就国内情况而言，股权激励在其他行业的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中也已流行10年左右，但在出版发行行业还鲜有见闻；传媒领域虽然先行一步，但采用面仍显过窄，特别是在纸质传媒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内出版传媒机构转企改制、做强做大的步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说：“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引入股份制、期权制、管理层持股、员工持股等机制来规范管理，吸引和留住人才，就成为出版业发展的内在动力。”[1]他认为，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出版业的发展将很受限制，书业变成“孤岛”的危险会进一步增大。诚如斯言。实施股权激励可以使企业经营管理者和骨干人员享有公司股权，产生股东意识和主人公责任感；戴上“金手铐”后，他们与企业休戚与共、捆绑式发展的理念大大增强，忠诚度、稳定性显著提升；通过分红等途径获得收益，其利益与公司股东保持一致，会更多考虑公司的整体利益，减少发生“败德行为”的内部动因；[2]同时还能提高经营者的风险责任，促使他们在制定长期决策时更加谨慎。因而可以说，股份公司如少了股权激励这一重要环节，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 　　目前，我国出版发行业的各家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普遍对股权激励持十分渴求、翘首以待的态度，部分企业已经在酝酿方案。[3]行业主管部门对股权激励也已高度重视。近几年来，新闻出版总署多次提及，如2011年初柳斌杰署长在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着重提出：“在已经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中进行股权激励机制的试点，为企业发展增加内在活力”，让与会者精神颇为振奋。在2012年的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他再次重申这一计划。 　　其实，中央10多年来一直在探讨引入股权激励制度。如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史性地肯定了经营者“持有股权”的激励方式；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确立管理与其他要素一起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类似这些政策文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试行股权激励的进程，引发了全国各个领域对股权激励的全新认识和积极探索潮流，也促进了相关法律制度的形成。 　　2013年2月公布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股、岗位分红权激励等多种分配办法……允许和鼓励品牌、创意等参与收入分配”，“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该文件说明，我国各有关部门对股权激励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持倡导态度，当前推进这项工作正逢其时。 　　二、实施股权激励的法制基础已经具备并日渐坚实 　　1.《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和完善 　　2003年1月，中国证监会即开始草拟规范意见促进股权激励改革,同时鼓励基础较好的地区和行业先行先试。当年，以浙江为代表的地区和以高科技产业为代表的行业，有多家上市公司开始对股权激励机制进行尝试。截至2003年12月31日，在我国1285家上市公司中，有112家公告实行了股权激励制度，占所有上市公司的8.72%。有些上市公司通过信托等方式来实现高管持股，但并未充分披露，如果加上这部分，比例会更大一些。 　　但是，彼时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机制仍面临一些法律障碍，如《公司法》《证券法》规定高管不得买入或卖出本公司股票。由于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则，一些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出现过度分配的倾向，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缺少应有规范，而更多的公司则因缺乏相关法律依据而难以实施股权激励。 　　2005年，全国人大相继对《公司法》《证券法》相继大幅修订，将实收资本制改为授权资本制，增加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其他情形，有限制地允许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任期内持股及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