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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田园诗
金性尧
陶渊明一生,外承五胡之扰,内继八王之乱,还有桓温、刘裕那样有野心的权臣。他是一个大诗人,但他出生于哪一年,史无明文,以致生年有几种说法(今定为365—427)。他八岁丧父,父亲曾任太守,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自己的名字有渊明、潜、元亮三个,究竟名是什么,字是什么,又众说纷纭,沈约《宋书》中就说“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宋书》写成,上距渊明之死不过六十年,已不能明确地说了。他的诗,四言诗也写了不少,但和他的五言诗并观,差距很大。这一字之微,艺术上却像是两种水平。他的五言诗,用通常的语言,写通常的生活,随随便便写些随时在发生的事物,不用过高的嗓音却唱出了高妙的歌曲,不在斧凿上过分用力,却把一条可以让人游赏的山径开出来了,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新兴文体。特别是语言个性化方面,前人都没有他那样表现得鲜明。可是在南朝却不被重视,《宋书》中只略称他的志趣,对他文学上的成就未加评论。《宋书·谢灵运传》中历叙晋、宋诗人,也没有提到渊明。刘勰《文心雕龙》中没有提到他,钟蝾《诗品》中只将他列为“中品”(《诗品》说陶诗源出于应璩(qú),应璩又出于曹植,而应、曹都入中品,所以陶诗也只能入中品。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说《诗品》所以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弘而气不胜”。王氏这评语倒是恰当的)。这两部书都是古代文论中的权威之作。到了唐代,才对他有所注意,但大多以诗歌形式作些即兴式的纪念之词,或借陶诗中故事如饮酒赏菊之类发挥一下,也没有真正触及陶诗文学上的成就。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在《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中说:“陶谢不枝梧,风雅共推激。”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以渊明之高,偏放于田园。”都是褒贬各半。到了宋代,对陶诗的赏析才形成高潮,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苏轼第一个提出来,说“近岁俗本”有将“见南山”作“望南山”的,“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题跋》卷一)。同时也体现了苏轼自己的欣赏水平。又如“刑天舞干戚”,一作“形夭舞千嵗”,也是南宋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提出来并予以纠正。(据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说:周紫芝的话是沿袭北宋人曾纮的意见说的,周必大自己却认为“形夭舞千嵗”没有错。但他的说法不正确,还是应该作“刑天舞干戚”)总之,从宋代起,陶渊明诗文的声价就大异于前代,直到清代和民国。但有的言过其实,有的强作解人,如说《闲情赋》是在“伤故主”。晚清的钱振锽在《快雪轩全集》卷上中,却有这样说法:“渊明诗多不过百馀首,即使其篇篇佳作,亦不得称大家,况美不掩恶,瑕胜于瑜,其中佳诗不过二十首耳。然其所为佳者,亦非独得之秘,后人颇能学而似之。”这恐怕是对陶诗评论中最严的一个了。他说得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问题,但这种多少带些“异众”精神的立论,却是应该用青眼来看的。在学术上的诺诺连声的时候,何妨有寥落的谔谔之声呢。
宋代对陶诗这样重视,一是随着诗话数量上之增多,对诗的评论的机会也增加了。二是陶诗的冲淡质朴、时杂议论的那种风格,和宋人的口胃也有共通处。三是南渡以后,中原沦亡,而后人又对渊明有耻事二姓之说,即所谓义熙甲子之说,虽然有些人对这说法并不同意,但他弃官就隐,不愿同流合污,这一点却是大家都承认的,因而南宋人对渊明的品格志节也就特别尊重。清朝亡后,连遗老中的汉人,也效法“义熙甲子”,不肯书写汉人统治下的民国名号。这当然是怪事,却说明陶渊明每逢动乱时代影响便越来越大。
钟嵘说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曾引起好些人的非议,因为渊明在弃官后仍有他不忘时政的一面。其实,这话对绝大部分的隐士都适用的。朱自清先生在《陶诗的深度》中说:“朱熹虽评《咏荆轲》诗‘豪放’,但他总论陶诗,只说‘平淡出于自然’,他所重的还是‘萧散冲淡之趣’,便是那些田园诗里所表现的。田园诗才是渊明的独创,他到底还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的评语没有错。”就渊明的本愿说,他也确实是想隐不想仕。其次,陶诗固然有鲁迅先生说的“金刚怒目式”,甚至还有被萧统讥为白璧微瑕的《闲情赋》,但他的主要倾向,他的整体,还是冲淡、恬静和自然。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举陶诗《读山海经》的“亭亭明圩照(指竹),落落清瑶流(指水)”两句,说:“岂无雕琢之功”。这两句是否可看作“雕琢之功”,固一疑问,即使如此,毕竟只是个别而非全貌。
如果说,陶渊明有什么伟大地方,那末,他的伟大就在于真实,他的隐居确是连灵魂一同隐居的。田园诗里说的话,都可以使人相信不是假话,不是卖弄清高,不像看某些隐士的作品,还要让人想一想:是不是老实话?钟蝾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这话是对的。许顗《彦周诗话》说:“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也就是不虚假的意思。隐逸并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行为,它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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