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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推动下的环境法治 　　摘要：在美国诉讼文化的法治背景下，私人在推动环境决策的实现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法院作为私人挑战行政机关决策的平台，在审查行政机关决策时，到底是应当采取积极司法、严格审查，还是尊重行政机关之决策，往往受到幕后政治背景和社会脉络之影响。美国法院审查环保机关决策的过程彰显了程序理性在环境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我国迈向环境法治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论文网 /4/view-7028182.htm 　　关键词：司法审查;司法能动主义;程序理性;环境决策 　　中图分类号：DF468 nbsp; 文献标志码：A nbsp;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114-005 　　一、私人推动下的美国环境法治 　　（一） 环境管制先天的冲突性 　　环境议题涉及高度的科技专业性、风险不确定性和政治责任，因此，决策过程往往需要不同领域背景的专家和民众共同参与，以平衡科技知识、政策判断与民众参与的不同需求。[1]环境问题涉及大量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立法者往往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只能通过法律委托给相关的行政机关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和相关的行政管制标准。[2] 　　环境行政机关获得国会的授权，在制定具体的管制法规和标准时会涉及各方的利益，需要权衡可能受到管制措施影响的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多元化，环境行政管制过程中的天然的利益冲突性更是得到彰显。虽然受到环境行政管制措施影响的各方可以在信息充分公开的气氛下，通过制度内的管道参加到具体的环境行政管制中，但是最终的结果经常是业者认为环境管制过于严苛，而环保团体认为管制标准过于宽松，因此环境行政机关很多的行政措施都会受到各方利益团体的挑战，将其诉至法院，寻求司法审查。 　　（二）大量环境诉讼 　　美国的环境法体系是环境运动制度化的结果，私人在环境保护制度形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众通过制度内的管道参与到环保相关制度的建制中。 　　1.以普通法为基础的环境诉讼 　　早期法律人采取法律诉讼策略，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经由判决在普通法各领域中找出环境价值――他们认为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已有环保之价值设定。1970年美国环境法学者萨克斯发表了《自然资源中的公共信托原则：有效的司法介入》（“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 in Natural Resources Law：Effective Judicial Intervention”）一文，文章中萨克斯教授认为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它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信托关系[3]。 萨克斯教授这篇文章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他拓展了传统公共信托制度的适用范围，公共信托制度保护的对象扩展到对具有公共利益的公物的保护，进而拓宽了私人参与环境诉讼的广度和深度，以公共信托原则为法律基础的诉讼在美国各州大量被提起。 　　2.NEPA诉讼 　　20世纪70年代是环保意识的高涨期，而美国政治人物的竞争也促进了大量的环境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法律有《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和《清洁空气法》。[4]NEPA中首次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要求联邦机关在制定政策以及采取其他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时应当制作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提供“替代方案”（alternatives），因此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将环境影响因素充分纳入考虑。Calvert Cliffs Coordinating Committee，Inc.v.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一案中，法院认为NEPA的第102条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进行详细且公开的决策程序，并且创设了司法上可执行的义务。立法者有意从程序上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作为义务，亦即在特定的情形下，必须准备详尽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此案之后，环保团体依据NEPA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提起诉讼的案件增多。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美国环境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NEPA诉讼，诉讼理由一般是环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建设项目可能排出的温室气体对环境的影响。 　　3.公民诉讼 　　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为“公民诉讼”条款之滥觞。公民诉讼本质上是民众（私人）参与环境法律的执行，属于事后性的公众参与。引入公民诉讼有其合理性，首先，民众直接受到污染的影响，他们比公权力机关更有能力判断采取执行措施的成本和收益;其次，公民诉讼可能比公权力机关采取措施的成本低;第三，公民诉讼可以促使公权力机关更有力地执行环境法律。《清洁空气法》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之后，陆续有至少12个与环保相关的法律中对公民诉讼作出了规定，这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