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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佩尔的先验诠释学 李红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学院 030006 （一）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批判 伽达默尔无疑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诠释学家，正如David E. Klemm所言，“伽达默尔而不是其他人应该为1960以来的诠释学讨论的繁荣和丰富负责。”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诠释学中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试图根据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贝蒂、布尔特曼、奥斯丁、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解释模式重构诠释学，对诠释学的本质进行一种范式的转换，利科认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最终使自身成为一种批判或元批判。”为什么伽达默尔对于当代诠释学的影响如此之大呢？伽达默尔对于诠释学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理解的基础和真理的元批判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使得诠释学理论转向新的范式，而且也使得伽达默尔处于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的分界线上，也就是说，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中体现了现代和后现代的张力和矛盾。正如Joel C Weinsheimer指出，“伽达默尔有关艺术、游戏和真理的三位一体说可以被理解为或者是保守的或者是后现代的。” 在某种意义上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构成了一种“带有报复性的相对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因为“作品只存在于表征中”，所有的实在都是诠释学的，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学是本体论的。因此，“尽管真理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基本概念，但在他的作品中这个概念也是最令人难以捉摸的……说‘真理’不是什么比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更容易。”另一方面，在没有方法或规则的领域人类判断依然发挥作用，在揭示真理的过程中解释者能够作出“是的，就是如此”的判断。而且他发展了亚历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体现在伽达默尔思想中的第一方面是后现代的，第二个方面则是传统的，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性，一方面，以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诠释学试图从规范的角度诠释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将信念和社会实践的合理性建构在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以罗蒂为代表的社会－实用主义的诠释学试图从社会的、实用主义的语境论角度发展伽达默尔的诠释学。 诠释学向彻底元批判性反思的范式转换与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中的历史有限性问题密切相关，正是体现在语言批判、人类探究基础中的历史有限性的张力使得伽达默尔的元批判性诠释学具有一种二重性。通过阐明诠释学中的元批判可以弄清它与历史有限性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内在的后现代性和传统性特征。 在前批判的层面，读者会发现自己确实在“阅读”文本而不是有意识地参与“解释”，而诠释学的反思实际上是把读者从被文本的吸引中脱离出来。因此，“我们理解地越多，我们就越远离真正的存在。……解释削弱了艺术的作品。”可以设想我们正在忘我地沉浸在一部电影的情节中，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完全左右了我们的情绪和身心。突然一个声音说“没有人会想到导演使用了高清晰度画面的技术”，这个评论打断了我们对电影本身的全神贯注的投入，这个评论就是一种批判的方法。对于电影制片厂和出版商来说这些批判性的问题是必需的，如故事情节是否连贯？影片是否反应了时代精神？等等，但对于读者来说这些批判就会打断对作品本身的欣赏。因此，读者和批评家的不同在于，读者可以完全沉浸在文本中，他为文本所控制，二者甚至可以融为一体。而批评家是把文本看作他研究的对象，必须和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从文本从抽象和脱离出来。因此，批评家从外部来审视文本，而读者是进入文本当中为其指引。当读者只是一个读者时他不是一个批判性读者，当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时他也不是一个阅读的批评家，这都不令人满意，诠释学所要求的是既有读者的激情，又要与作品保持批判的距离。如果说批评家对文本的评价是一种批判性评价，那么对批评家的批判的批判则是一种元批判。批评家的评价直接和电影或文本相关，即使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和文本相关联，批评家也是电影本身来评论电影的成功或失败。元批判更多关注的是批评家所使用的评价标准，如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演员的表演来评价电影的成功与否。元批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没有独立于当事人的目标和兴趣的“客观的”标准。因此，制片人的商业兴趣、导演的个人爱好、编剧的政治倾向这些似乎都可以成为评价的基本标准，那么决定哪一个是最基本的评价标准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涉及到了诠释学的最深刻的问题，在批判的层面，批评家可以使用特定共同体所接受的标准作为评价的标准，提出文本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是否考虑到了读者反应？等等这样的问题。而在元批判的层面，解释的“成功”的标准是解释者对作者所形成的主体间一致的理解。因此，“文本就像没有权利、目标和兴趣的死人一样，读者和解释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它。因此，解释者的兴趣和目标而不是文本本身在解释中是决定性的。文本具有权利的说法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欺骗。” 伽达默尔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诠释学的发展具有启发性的意义。一方面他承认理性标准的选择要取决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