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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校園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調查專業核心人員培訓 校園性騷擾事件之校園衝擊與行政之因應 －－－大專院校相關案例的一些觀察 蕭昭君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初教系副教授 2004/9/2 10:30-12:30高雄研習場次 前言：哀矜勿喜的校園性騷擾事件 沒有學校可以免於校園性騷擾的發生，問題在於：它有無浮出檯面而已！ 當任何一所學校爆發性騷擾案件時，往往被認為是一個校園危機，以前各校還有危機處理小組在處理這樣的事情，現在則必須交由性別平等委員會處理。爆發這樣的事件，如果處理不當，包括視而不見，急欲掩蓋，私了，必然就會是危機。若將之翻轉成一種警訊，「正眼注視」校園安全的存在，妥當處理，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潛在課程。學生來學校學習，此時此刻、當下（Here and Now）的求學經驗重於一切，此時此刻、當下不覺得自在安全，嚴重影響就學權益以及學習效果，甚至帶著創傷經驗走入工作職場，可能對社會發展出負面的認知：以為性騷擾是可以存在的，是個人倒楣的問題，是不能改變的。性騷擾的受害者，如果不願意出面為自己抗訴，自認倒楣、隱忍不處理，最後即有可能成為性騷擾可以繼續存在的共犯結構。 當校園性騷擾浮出檯面時，不管騷擾的形式為何，它所帶來的可能衝擊，不容小看！ 以教授對學生的性騷擾事件為例：很多人終極關切的是「有損校譽」，但是校譽終究是抽象遙遠的存在，更具體的是學校日常生活世界中，因為性騷擾事件，要耗費無以數計的社會成本，同事之間關係緊張【同事調查同事、同事議處同事，傷和氣？】，分化甚至立場對立；師生關係緊張【有的男教授覺得好像自己也會被女學生告性騷擾？或是覺得現在的女學生都「太敏感了，連表達一下親切的熱情都不行？」】；學生之間也可能因為相信申訴人或被申訴人而關係緊張、甚至分化以及立場對立【支持被申訴教授的學生可能會放話，責備申訴學生？】；調查與處議過程，必須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與時間，剝奪教授教學研究的時間與力氣，又可能惹了一身腥或一肚子氣，影響組織士氣。 負面上的人際緊張都是短暫的，正面而言，有案件被提出來、學校開始處理、大家開始談論、看見性騷擾，這些都有教育意義，不只教育學生，也教育現場的教授與職員。反性騷擾的制度或機制也因此有機會建立或修定。任何案件的確立，任何處議，都代表一種鬆動原有性別文化的可能。 三、「維護校譽」的重要性，具體展現在：學校勇於妥善處理校園性騷擾，勇於落實學校的反性騷擾政策。勇於面對，調查清楚，決不護短，勇於自清，求真【還原事情真相】、求善【堅持程序正義】、求美【堅持維護性別正義，讓每個師生覺得自在安全。】 一個勇於妥善處理校園性騷擾的學校，必然也是校園性別正義有機會落實的地方。表示學校看見校園無法避免權力的誤用或濫用，性騷擾確實會發生，有人出面申訴，表示這個校園對於申訴人不安全自在，如果這個危險因子不除，未來還有可能持續存在。學校因此有責任調查清楚，進行必要的後續處理。 破壞校譽幾乎是所有的大學的行政人員必然關切的一個議題。過去，有的人用這個大帽子來責備出面申訴的學生，有什麼事就私下解決，有必要鬧這麼大嗎？也有人威脅學生「如果誣告教授」，就要以校規記過議處，因為破壞校譽，對師長不敬；也有人認為涉案的教授「破壞校譽」。甚至，有的學校因為處理不當，被媒體報導出來，學校內部有的其他教授認為在媒體曝光，就是「破壞校譽」。 大學校園就是一個小型社會，其中的師生也是有著七情六慾的普通人，整個校園具體展現不同權力關係交織成的社會關係，性騷擾的中心概念就是在一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下，一方對於另一方所加諸的不受歡迎、充滿性意涵的性接近與行為。處理校園性騷擾，也是一個充滿權力關係的工作。調查人員相對於申訴與被申訴雙方，調查小組結案後相對於學校的權力階層（有權力懲處的人），彼此之間因為這個案件所必須牽扯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本質上都是權力互動。 這一場的研習特別針對男教授對女學生性騷擾的相關案例，進行有關行政協調的經驗分享，針對其中的困頓，提出一些思考。有關學生對學生的性騷擾，則大略點出一些觀察。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好先擱置。 第一部分：教授對學生的性騷擾 調查過程中，調查小組需要相關行政單位的合作與協助 ﹡在H大的例子中，調查小組需要人力資源，例如謄寫錄音逐字稿，因此，必須與校方有關單位協調人力資源的支持。從學校的政策上，校長秘書室應主動提供支援，若無，調查小組應當直接行文至校長辦公室，要求必要的人力支持，以免調查工作受阻或停擺。 ﹡調查小組也可能需要調閱學校相關官方資料，例如被申訴教授的成績名冊、修課學生名單、學生住宿資料、被申訴教授過去任教學校的資料等等。教務處或學務處或人事室皆有義務配合調查，提供必要資料，同時又有義務對外保密。調查委員只需點到基於調查需要，必須參考這些資料，不能多說，同時也有必要請對方保密，不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