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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龚曙光对谈 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 2014-08-04 09:20:10?来源：红网?作者：张冬萍 徐海瑞 　滚动新闻记者 张冬萍 徐海瑞 贵阳报道 　　1999年，王跃文创作官场“清明上河图”——《国画》。自此，他被媒体誉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他后来创作的《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亡魂鸟》、《大清相国》等系列小说推出，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王跃文的视线跳出官场，回归日常生活，一部《爱历元年》直面人性的善恶，写尽世情百态。 　　1996年，龚曙光以《湘军，一支缺乏修炼的队伍》获得湖南省首届当代文学评论奖。近20年来，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知名出版人，龚曙光长期致力于推动原创文学的发展和本土作家的提升，自称“一直是为作家服务的人，一直给作家打下手”。 　　2014年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举行，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亮相书博会，并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展开对谈。　　　　　　　　　　　　　　　　　　　　　　　　　　　　　　　　　　　　　　 　　上篇 　　“文化人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 　　根据龚曙光对文化人的定义，王跃文认为，中国公民中，50岁以上受过高中教育的不少，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所以现在中国公民的主体是文化人，或者说，现在担当国家命运的就是这个主体人群，即文化人群。 　　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 　　在《说文解字》中，“文”最早的含义是“纹”，而后“文”化成“人”，当今的“文”特指“人”的“文化”、“文明”。 　　自古以来，文化人担当着把“文化”、“文明”融入到“人”当中的使命，其自身命运却不可避免地被历史的大潮所裹挟，人类的大历史左右着每一个文化人的小历史，而每一个文化人的小历史也都折射着人类的大历史。 　　在王跃文的小说中，社会各阶段里各色人物的无奈选择与命运沉浮，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真实写照。 　　文化人的定义担当国家命运的主体人群 　　每个时代对“文化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之下，人们更习惯于以“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指代文化人，而龚曙光所理解的“文化人”，是一个比传统的读书人和今天的各类知识分子更宽泛的概念。 　　“文化人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 　　根据龚曙光对文化人的定义，王跃文认为，中国公民中，50岁以上受过高中教育的不少，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所以现在中国公民的主体是文化人，或者说，现在担当国家命运的就是这个主体人群，即文化人群。 　　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 　　文化人或多或少都会被社会所左右，这似乎是文化人的宿命，但文化人又同时希望引领社会，这就是文化人“志于道”的地方。 　　有人说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完人，孔子与王阳明是两个，而曾国藩只能算半个。事实上，在对“道”的追求中，“完人”也同样摆脱不了宿命的安排，但也从未放弃过与宿命的抗争。 　　王阳明是状元之后，自幼研习朱熹学说，28岁中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等。生平两度去职，中年以后辞官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以良知之学创立“阳明学派”，令后世中国知识分子敬仰，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王阳明的前半生，以大丈夫之功成立业为最大目标，这是他作为文化人的宿命，但龚曙光认为，王阳明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思想，却是他对其所处时代的反驳与抗争。 　　曾国藩20多岁就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足见其政治抱负。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的抱负也是当年湘军诸位首领共同的抱负，还是他们所处时代所有文化人共同的抱负。正是这样的抱负，引领曾国藩和他率领的湘军成就了一番伟业，成为当时国家的柱石。 　　那个动荡的时代选择了曾国藩，也成就了曾国藩，但仕途成功的曾国藩和他所处的时代也是有抗争的。他处在一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但他非常律己，尽管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曾国藩却始终是清廉的。所以，龚曙光认为，“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他的时代宿命，也有他的抗争。”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 　　以一个出版人的眼光来看，龚曙光认为，王跃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作者基本是一个类型的：大体在社会底层长大，感受了社会生活的艰辛，有一个努力读书的童年，争得了一个自我发展的机遇，然后以碰撞的方式被急速转型的社会所裹挟。“不管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