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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雅集之外的顾瑛 　　元人顾瑛（1310-1369），生于昆山界溪之累世豪族。“曾大父宗恺，宋武翼郎。大父闻传，元卫辉怀孟路总管”，是以“大父洎其诸从父，皆纡金拖紫，贵显赫赫”。然而顾瑛本人却无意仕途，年十六废学从商，三十岁“复读旧书，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又颇鉴古好玩”。年约四十岁。则专志营造“玉山佳处”，并创造玉山雅集的文化盛事。年四十七，剃发为金粟道人。年四十九，自撰《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洪武元年（1368），谪居临濠，翌年病逝于斯。 中国论文网 /7/view-7214749.htm 　　顾瑛以举办“玉山雅集”而名垂青史，以至于曾有论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顾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主持玉山雅集。成为玉山雅集的东道主、首席诗人”。本文却认为顾瑛一生其实颇见曲折。除了世人熟知的雅集志业之外，他曾在政治与文化场域之间穿梭，也曾徘徊于诗文倡和与宗教修行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再者，顾瑛晚年甚至从玉山雅集的活动场域，转移到湖海漂泊的生活世界里，并逐渐从社会生活舞台上隐退，企图超越凡俗、隐逸避世。 　　一、政治参与 　　至正十年（1350）顾瑛独资赞助昆山州重建城隍庙的义举，成就了一桩由热心公益的乡绅响应官府感召而捐资修庙的善行美事。一方面，此举被诠释为：“瑛也独任，不烦公私，而成之速、工之美若此。盖上以善劝下、下以善应上，感孚之理固自有不可遏也。”另一种诠释，则又归诸于顾瑛个人的宗教经验：“盖十年前。瑛曾梦与神接。神语之曰：岁在摄提龙御于斗，必有良牧，式康式阜，吾宫当大，汝其左右。”亦即，由于庙事兴废与城隍之神所示梦境相符，顾瑛遂“忻然以庙事为己任”。又或许，顾瑛之所以慨然承担修庙之举。乃是其济贫周急、豪侠好义性格的表现。如同殷奎评述顾瑛所言：“方其年壮气盛。觊慕布衣任侠之权。至以原巨先、杜季良自许。请致宾客。将希踪郑庄，一何快也！”于是乎“忧人之忧、乐人之乐”，遂慷慨捐输、义无反顾，正如他因“重义急水火”、爰慨制?鼓竟滓栽?郑元佑的义举一般。 　　顾瑛与官府的关系究竟是否异常密切？曾经响应城隍庙重建工程的举动，是否意谓他刻意经营政治人脉以保障私家利益？其实或许不然。顾瑛曾自述其“不学干禄，欲谢尘事、投老于林泉而未能果”，抱怨其衷心向往林泉高致，却每受官府干扰： 　　先是浙东帅府以茂异辟为会稽儒学教谕，趣官者至，则趋而避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寓不宁，又辟贰昆山事。辞不获已，乃以侄良佐氏任焉。 　　可见顾瑛逃避任官之犹恐不及，又以侄代己出任昆山武职，争取隐逸自由之身，然而官威所迫，自有其无所逋逃之强势。随着元末战乱四起，顾瑛更难以置身事外： 　　又五年（案：至正14年），水军都府以布衣起佐治军务，受知董侯抟霄。……又一年，都万户纳麟哈剌公复俾督守西关，继委审赈民饥。公嘉予有方，即举知是州事。朝廷使者衔宣见迫，且欲入粟，泛舟钓于吴淞上。 　　至正十四年（1354），顾瑛以布衣佐治水军军务、平定海寇。来年，督守西关、审赈民饥，甚至从军幕中，奉命选领水军、协力剿捕昆山贼党。可见元官府强制顾瑛所为劳役，除了征辟儒学教谕之类文职外，另有军事武职若干。其中督守西闾关、筑城守备之役，颇令顾瑛苦不堪言，随后“入粟补官”的胁迫，更逼使其舟遁避祸。然而，至正十六年（1356）当张士诚据吴之后。他却依然迫于时人交相荐举之厄。顾瑛欲谢世缘而无策，于是“祝发庐墓”、削发做在家僧，并且“营别业于嘉兴之合溪”，“阅大藏经以报母恩”。同时更“渔钓五湖三泖间”，希能谢绝尘事，与世相忘――其所以矢志拒绝出仕的决心可见一斑。 　　基于前述，至正十五年（1355）被迫镇守西关的顾瑛，显然是百般不愿的――既感慨“腐儒不愿黄金印，旧业犹存负郭田”，更因隐居无门，只得聊以“名惭征士起，职愧守关忙”而解嘲。无奈“守关三月不得去”的他，除了“朝骑生马驱公府，暮阅阴符校武书”之外，还得苦于修城之难“二月修城五月过，修城不了奈城何？只因一夜斜风雨，到晓都坍一半多”，乃至于必须面临“赈饥岂意属儒冠”、“又俾审理民间饥”的沉重负担，岂料极度难堪之境，更属“补官使者招入粟，一纸白麻三万斛”！盖因元廷政府为了导引民间力量协助官方赈济灾荒的工作，出台了“入粟补官”政策，并于元文宗时期予以制度化。该政策鼓励（强迫）富民“依例出米”或“折纳价钞”。此所以顾瑛被迫审赈民饥，以至于“频年官籴廪为空，数月举家朝食粥”：直到面对元廷“到处都添滥设官”的强制入粟之令如大难临头时，顾瑛只好重施故技，走为上策――不得不泛舟吴淞江上，逃匿江湖以远避风头。值此之际，顾瑛只能发出“肯将身事逐飘蓬，鬻爵何缘到野翁”的感叹，同时心生“老去滔滔嗟逝水。愁来咄咄作书空”的牢骚，以及“殷勤寄语娄东友，归日草堂重赋诗”的期盼。 　　但事实上，顾瑛并非昧于民间疾苦、对社会现实无感的人，是以在诸多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