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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法促: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热议中 　　2014年10月23日，顺利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将“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作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的任务之一。企业社会责任首次写入中央全会的文件，引起了外界的一致关注和广泛热议。 中国论文网 /7/view-7185071.htm 　　进行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的中央全会，向来是解读中国的关键钥匙。尽管不少从事社会责任工作的同仁纷纷表示备受鼓舞，并欢呼“社会责任的春天来了”。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对象包括哪些？立法对企业会产生哪些影响？社会责任立法与现有的其他法律如何平衡？身处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人都有着自己的理解，而如果细究下来，即便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基本概念，事实上很多人也仅仅是在凭着自己的直觉去理解。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将要面临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多样，其目标、功能和意义甚至也可能超出立法者的初衷。尤其是在2015年中国的法治之年，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以企业社会责任等综合配套的立法建设无疑将是一个需要反复讨论、综合论证的系统工程。而这个过程中的思想碰撞、观点交汇以及不同相关方的参与和鼓呼，如果5年、抑或10年之后再回头来看，就会发现下文中这些带着温度的讨论对于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推进，其意义和价值反倒比冷冰冰的法律文本来得更加深刻和巨大。 　　社会责任立法与企划部刘经理的那点事 　　“社会责任怎么立法？如果更多的只是讲理论、讲原则，那么对企业实际的社会责任工作意义并不大。”2015年2月1日，本刊“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大家谈”（详见本期：《社会责任立法大家谈》）微信讨论组一经上线，署名“小刘经理”的网友刚进群就泼了一盆冷水。他直言自己目前最关心的是2015年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应该写：新上的社会责任项目如何推进。“这才是企业实实在在的工作”。 　　刘经理是某公司企划部社会责任经理，三年前开始接触社会责任，一年前开始接手公司社会责任工作。刚刚过去的2014年，刘经理和他的同事们辛苦一年，社会责任工作成效卓著，还受到了集团领导的嘉奖，但他反倒高兴不起来。“希望越大，预期越高，挑战、困难也就随之而来，所以今年我们都觉得压力很大，”刘经理说。 　　而对于近期热议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跟很多人的反应一样，刘经理也直呼意外，“应该说这种意外绝对是意外之喜。因为就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立法，即便从全球来看也是世界首例，更是基于发展实际的中国首创。” 　　但他同时表示，类似讨论群里大家谈到的“是否有必要推出这么一部社会责任的专项法律”，“社会责任立法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有哪些影响”等还比较困惑的问题，今年公司也会组织开展的研究工作，同时再看看实践中有哪些经验、诉求可以贡献到国家的立法工作中。”这本身也是依法治企的重要内容”。 　　备受鼓舞同时心存困惑。刘经理的观点可以说在社会责任工作者及研究者群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与刘经理的感受一样，这也是英特尔中国首席责任官杨钟仁最近时常在思考的问题。而在他看来，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其实也是一项管理的创新，即怎样通过立法重新审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他说：“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传统，以立法的形式来重新审视、强化、进而拾回这种传统，不仅能帮助中国企业的飞跃式发展，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这种传统优势去适应当地社会的需求。” 　　这个观点同样得到了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的认同。而他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理解更为精准的聚焦到企业的绿色竞争力上，即通过绿色环保去促进经营方式的转变，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美国的企业家经过研究发现，凡是能够尽力去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的那些企业最终都能在市场份额实现竞争力的提升。日本也有很多企业坚信，通过绿色环保是可以挖出很多金子来的”，夏光说。 　　问题导向、发展导向：对于必要性的多方论证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尽管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只有短短十个字，但对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这一明确规定的理论依据和必要性论证，却立刻成为了社会责任及法学工作者、研究者们热议的话题。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的同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社会责任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和现实可能。 　　而恰是这种制度环境和现实可能，同时也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