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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氏的和谐教育系统观中，人际关系这组矛盾对于其他全部矛盾具有主导作用，主导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教师。突出的是如何处理“尊重与要求”的关系。苏氏认为，尊重与要求之间存在一种“数学依存性”——10与1之比，要在10倍地尊重学生人格、个性的基础上去向学生提出要求、命令、禁令、限制等，在要求的内容上，必须尽力扶植、鼓励孩子的优点，并以此去自然压倒其缺点，一项禁令要伴随以十项鼓励。 苏氏对马卡连柯的平行影响原则和方法做出独立思考和批判，提出了运用上的限制条件： 1、集体不是影响个性的唯一因素； 2、平行影响方法不是万能的（一共有6位雕塑家），某些场合中教育有分寸地个别接触会更有效； 3、不宜用平行影响方法粗暴干预学生的某些“隐私”； 4、教师不能借口平行影响而把集体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表达自己不合理意志的工具； 5、不能像成人集体那样当众责罚儿童的类似过失； 6、利用儿童集体必须首先培养儿童集体，使它能高度地尊重人和合理地要求人。（王义高、肖甦：苏联教育70年成败》第256页） 很少有人知道：苏霍姆林斯基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发现了马卡连柯理论体系中的诸多缺陷和错误，发现了人们在实践马卡连柯教育思想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亟待克服的偏差。基于高度的责任感和教育良知，他以惊人的勇气撰写了两篇代表作，一篇是《简论共产主义教育》，另一篇是《不要原地踏步》（后改名为《前进》），并于1967年初完稿，分别寄往苏联权威性教育刊物《国民教育》和《苏维埃教育学》。 第一篇文章发表部分后便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和警觉，第二篇自然就被打入冷宫。自此围绕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开始了苏联教育史上少有的教育大辩论。据解密档案证书，在苏共中央直接授意下，苏联权威教育学开始对苏霍姆林斯基实行全面围剿，甚至可以说残酷迫害，苏霍姆林斯基1970年英年早逝就与此有直接关系。《前进》一文则在作者逝世后十九年即一九八九年才得以在《国民教育》杂志重见天日。 他勇敢地批评僵化地理解马克思集体教育思想，反对将集体当做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目标是人）。反对照搬社会学的观点到教育活动中来。“教育者应当关注的，不仅仅是每个学生为丰富集体的精神生活贡献了什么，而且应当是每个学生有没有从集体中得到什么，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充实自己的幸福感？” “通过集体企图干涉学生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教师的个别教育工作至关重要。我可以举出很多实例证实：如果不是教师个人对学生个性的精神世界施加良好的影响，集体对此永远什么也做不成。教师应当通过语言、美学等手段进行个别教育，使学生从小培养内心的敏感性——对自己周围的人们的敏感性，从周围人们的眼神、语言、行动中感知各种情感——痛苦和高兴、灰心和焦虑，不安和烦躁……” 总之，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师生集体这个网络中，苏氏立足于启动学生内在的情感，即在道德、智力诸方面的自尊、自信、自豪感，因为只有靠这股情感动力，才能推动学生立于主体地位去 进行自我教育。 可是，这位把全部心灵献给孩子的教育家、教育学家在1968—1970年受到批判、围剿。 “苏霍姆林斯基没有坐牢，也没有在集中营备受煎熬，置他于死地的是讨伐的刀笔和迫害的檄文，其方式可以说是精心策划的。足以证实这一点的，就是前不久从苏联教育科学院档案库解密的那封信，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亲笔信。读一读这封信，会使你不寒而栗”。 亚历山大·叶甫塞尼维奇（博依慕）！③ 要是您有机会对那个人说几句话，我会请您转达：他就是个挑拨离间者！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没有任何人写过文章赞扬我，相反，他们看到我们中有人热衷于攻击自己人，他们在庆幸，对此他们感到奇怪、惊讶乃至十分高兴。如果这个人有机会再次攻击——对此我表示怀疑——他们将会更加高兴。 您应当了解，我首先是位教师。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给这个混蛋捎几句话时，我请您对他说：我写的一切，我确认的一切，那是我用鲜血写成的。让他到我这儿担当同样的工作，干一段时间试试！他对实际工作一窍不通!我没把自己看作学者—我首先是位老师。他为什么那样憎恨我?难道需要他教训我，说什么我应当是个爱国者? 一九四二年，我在卫国战争疆场上身负重伤，那时，我的妻子薇拉在后方被法西斯匪徒吊死，甚至被挖去了双眼！我那诞生在刑讯室的儿子也被匪徒们残害，匪徒们把我儿子的头砸向石墙，犹如打死一只小狗，然后抛尸荒野，三天无人问津！请您给他讲讲我的这些遭遇，让他读读在东德出版的《我把心灵献给孩子》的后记，其中就有记述。但愿他能了解，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人们是那样的夸赞我：这本书——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抨击！ 上述“评语”的签署人，是苏联教科院院长的助手B·库玛林④。也许，他就是苏霍姆林斯基在信中斥骂的那个人？ 第三份文件“特别有意思”。此文件由首席学术秘书H·库兹因撰写，致教科院院长，其中写道：B·库玛林就苏霍姆林斯基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