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定稿)要点.pptVIP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一节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一、“五四”学生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1919年4月29日巴黎和会中美、英、法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 1915年5月25日《中日条约》（即“二十一条）：“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1917年2月，英、法与日本在新加坡签订密约，保证把山东和青岛权益让与日本，换取日本参战。 1918年9月，《中日参战借款合同》，承认“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路“归中日合办经营”等。 第二节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一、支持“民主”与“科学” 1915年1月，梁启超出任中华书局主办的《大中华》杂志的主任撰述，宣布脱离政治，致力于思想文化工作。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好事近·代思礼题小影寄思顺 谢你好衣裳，穿着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着，两亲家新照。 1.民主的赞襄者 参加护国战争和反张勋复辟斗争，反对封建帝制； 呼吁分权主义的宪政思想,鼓吹联省自治； 宣传民众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鼓吹国民运动。 鼓吹和提倡现代民主精神。 1920年7月,湖南宣布实行省自治,11月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 梁启超亲自起草了《省宪法大纲草案》，又起草了《代赵恒惕发起联省会议宣言》，提出四项要求： 1.各省同时制宪； 2.在武昌或南京召开联省会议； 3.不承认此前一切法律为有效； 4.宣布南北两政府皆为合法统治者。 “中国虽然出些尧舜禹汤,归根总是‘人亡政息’。” 欧美则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大大小小政策,都是从国民运动产生出来；当局的地位,是靠国民运动才能得着；他们办的事,不过执行国民运动的结果”。 所谓国民运动,就“是由少数弱者的自觉,唤起多数的自觉,由少数弱者的努力,拢成多数的努力”。 1922年7月3日,梁启超《教育与政治》（ 1922年7月3日）的演讲,明确提倡民主精神。 如何实现“德谟克拉西精神”?梁启超提出至少要有以下五个条件:“第一,凡团体员各个都知道团体是自己的——团体的事即是自己的事,自己对于团体该做的那一部分事诚心热心做去,绝对不避嫌不躲懒。第二,凡团体的事绝对公开,令各个团体员都得有与闻且监督的机会。第三,每一件事有赞成反对两派,少数派经过充分奋斗之后仍然失败,则绝对的服从多数,断不肯捣乱破坏。第四,多数派也绝对的尊重少数派地位,令他们有充分自由” 发表意见的余地,绝不加以压迫,而且绝对的甘受他们监督。第五,各个团体员对于各件事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之后凭自己良心表示赞否,绝对的不盲从别人,更不受别人胁迫。 “所谓德谟克拉西者并不是单靠一面招牌几行条文可以办到,其根本实在国民性质国民习惯的深奥处所。我们若不从这方面着实下一番打斗功夫,那么,无论什么立宪共和,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什么中央集权联省自治,什么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任凭换上一百面招牌,结果只换得一个零号……德谟克拉西精神不能养成,这种种举动都成了庸人自扰。” 2.科学的支持者 1.呼吁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 2.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的活动； 3.身体力行，维护科学的声誉。 在梁启超看来,科学的价值、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要进步,必须大力发展科学。而要发展科学,最重要的则是树立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它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求真知识。“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这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第二,求有系统之真知识。不仅仅是一件一件的事物,还要知道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推彼,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第三,可以教人的知识。科学是可以重复,要能传承的。人类文化之能生息、发展,全仗这种传承精神。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生怀着无限的敬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提倡者，实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 1922年8月,梁启超在南通中国科学社年会上作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的演讲,就大力呼吁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他批评中国人科学落后,首先在于对科学的态度不对:其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将科学看作是形而下的东西,“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其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其三，把科学看的太势力太俗了，不知道“科学是为学问而求学问，为真理而求真理，至于怎样用他，在乎其人。科学本身只是有功无罪。” 1923~1928年,他五次出任中国近代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董事,以示对该团体的支持。他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