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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杀母”式悲剧需超越免起诉的反思3 基金，检察官为其准备了慰问金，社会爱心人士也进行了当场捐赠，当地社会工作服务社也表示如果杨秀愿意留在东莞，他们一定会为其找一份工作，而且会找人每天给其母亲送一顿中午饭。如果杨秀要求回老家，他们也会组织人手帮忙。这些措施对帮助杨秀重新融入社会、信任社会、树立信心无疑是很有帮助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果这些举措在早前就已经到来，可能“孝子杀母”本身就不会有了。 　　社会蕴藏着巨大的爱心力量，对缓解政府社会保障之不足，会起到很大作用，但为何这种社会爱心力量，往往都是在新闻报道之后，或者在极端事件发生之后，才被激活呢？如果有制度化的求助平台，或者有完善的主动发现机制，有专业的社会爱心激发管理，类似“孝子杀母”的悲剧是不是就会大大减少呢？社会爱心力量的自发是有局限的，政府在自身社会保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工作呢？ 　　 “孝子杀母”式悲剧需超越免起诉的反思4 “孝子杀母”合情合理但不合法，对“杀母孝子”不予起诉合情合法但不能解开根结。“人，当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这本身就是“中国梦”的追求。“孝子杀母”的司法处理结论已出，但社会反思显然还应继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医疗、司法等制度也只是一个方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孝子杀母”的悲剧提醒我们，我们不仅需要献出一点爱，更需要一种社会机制，让人们能够在关键时刻把那份爱心献出。 （郭文婧） 中国问题：核心价值观的迷失1 作者：潘维/dispbbs.asp?boardid=2id=2022594 与动物不同，人类拥有“观念”。人类的“观念”无限多，而价值观不是一般的观念，它是关于是非曲直的观念，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人类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耻辱和光荣，才有了关于光明的梦想。 作为政治学人，作者关心的是能给“现代民族国家”带来和谐社会关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观念。作者把关系到社会凝聚的价值观称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什么是“社会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也就是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社会行为准则”。 “社会行为准则”由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来，这种认识经过长年积淀，因润滑社会关系而成为“纲常”，成为“人文知识”。行为准则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系，与本地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从而在不同民族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对性。所谓“人类的普适价值”，大多承载着某些强大富裕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就能得到公认，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并能润滑社会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中国问题：核心价值观的迷失2 相反，如果自我社会身份定位混乱，价值观就不稳固，社会行为准则也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也会被催化。如果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官员同时自认是商人，商人同时自认是官员，则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混淆紊乱，导致怪异行为。比如，掌握公权的官员挖空心思去赚钱，官场纲常就崩溃，官员的行为就似强盗了。老百姓视官员为强盗，社会就可能烽烟四起。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居，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居，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 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及“非核心价值观”。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区分核心与非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核心价值观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核心价值观变化的独立 中国问题：核心价值观的迷失3 逻辑，及其对基本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杠杆作用。 中国核心价值观体系在七个层面的迷失 “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构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会”就崩溃了。当代社会的骨架由七大类关系构成：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